民族心理学的概念在19 世纪中期形成，一开始主要是由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首先提出来。1859 年，德国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施泰因塔尔共同创办了《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意在鼓励来自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开展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并撰写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论文。这些学者从自己的研究立场出发，逐渐意识到在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引入心理学研究的价值，即，人类活动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本质上都是一系列心理建构，理解人们活动的心理学意义有助于探索和解释其文化的和社会的涵义。

民族心理学在20 世纪初由心理学家冯特推到了历史的极高峰。冯特从1900 至1920 年，将自己的全部研究兴趣都转向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完成了10 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学》。在其中，冯特通过历史文献法、传记研究法等非实验方法研究了族群的语言、法律、宗教等心理学议题。众所周知，冯特是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正是他开创了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范式，从而使得心理学确立了作为独立科学的地位。在倡导用实验方法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同时，冯特也曾经断言: 实验方法只能够研究初级心理活动，如感觉、知觉等，而高级心理活动，如记忆、思维、情感等则不能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冯特的话音未落，艾宾浩斯即创造了“再学节省法”研究记忆和遗忘的问题。这个例子说明，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不应该存在禁区，在某个时期研究受到限制只不过是因为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局限。一旦技术拓展了，研究领域也会随之发展。目前，民族心理学研究也面临是否适合采用实验方法的争论。有研究者提出，民族心理学的议题不适合用实验方法来研究。本文通过解析民族心理学的概念、梳理已有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提出: 民族心理学能够，并且应该用实验方法来研究; 实验民族心理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将渗透在心理学的一般性理论建构中。

一、对民族心理学不适合采用实验方法观点的反驳

民族心理学产生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母体。冯特所倡导的“民族心理”概念则植根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些条件从一开始就定位了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属性，即民族心理学是与科学心理学相对应的另一类心理学研究体系，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技术和手段不适用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这种观念的依据来自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特征与科学研究构成标准的比较。

19 世纪后半叶到20 世纪初，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步形成了作为学科标准的研究范式。正是这些学科建构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标准。这就是，作为一门科学必须要有属于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而这个研究对象必须能够被公开地、重复地观察和测量。也就是说科学应该具备可以被重复检验的特征。在这个标准下，以心灵、意识和个体经验作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很难被当作一门科学，因为心灵、意识和个体经验等内容是不能被公共地言说的。

在这个时期，心理学也在努力地将自己建设成为一门科学。在生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扶持下，心理学的部分研究领域建立的属于自己的科学化研究准则，开始了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当时，能够纳入实验研究的心理学课题非常有限，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人的行为和心灵的问题远远超出实验研究的可能限度。于是，包括冯特在内的一部分研究者——实际上是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研究者——提出: 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是不能够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的; 心理学实验只能够研究感知觉之类的基本心理活动。虽然冯特的这个判断随即就遭到一系列关于高级心理活动的实验研究的驳斥，但是关于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验与非实验研究分野的观念却没有消失。时至今日，关于民族心理学能否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的问题依然存有争议。以下对民族心理学实验研究可能性的质疑意见进行了梳理，概括出如下几条，并逐一做出辩解。

( 一)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这个概念本身蕴含的问题和争议使得它难以满足科学实验研究的要求

关于“民族心理”的定义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定义是以整个民族群落为主体，这个主体在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性即是民族心理。这种定义方式强调民族的整体性和集群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定义策略。比如，冯特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概念为基础，将民族心理定义为民族整体的精神活动特征; 另一种定义方式则是通过寻求同一民族的大多数个体在类似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来界定民族心理。这种定义则强调个体是构成民族的基本单元，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定义策略。近年来，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对隶属于不同民族的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行实验研究或量化测评，从而考察不同民族的整体性心理特征。他们所依据的就是民族心理的第二种定义方式。持前一种观点的研究者对后者的研究结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个体的简单叠加不能形成群体，对个体的实验研究或测评结果不能用来描述民族整体。即，自下而上的研究只能考察个体心理而不能描述真正的民族心理或群体心理。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必须要采取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的、整体的视角。也就是说，民族心理学研究只能发端于关于民族心理的第一种定义方式。而在这种定义下，民族心理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了进入实验研究的必要限定条件与确定性，因为实验研究者只能对具体的个体进行精确测评，却不能对民族整体进行测评。

辩 解: 除了民族心理学之外，还有很多学科都存在核心概念界定分歧而导致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不少见，比如牛顿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区别。因此，核心概念定义方式的多样性本身并不构成实验研究的障碍。质疑意见的中心议题是，民族心理学的两种主要概念定义方式中，只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策略才能够真正言说民族心理的课题。那么，这种理论建构策略是否与实验研究不相容呢?

固然，实验研究的实施过程只可能针对个体而进行，实验研究遵循的是从个体到整体的归纳方法。那么归纳的方法是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障碍呢? 不可否认，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正是归纳的方法。人的认识过程正是通过对个别对象的考察而形成一般性结论。与自上而下的演绎法相比，归纳法不能保证结论的确定性，但是归纳法是为演绎法提供前提的认识方法。民族心理学是我们认识民族群体共同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同样需要归纳法和演绎法的配合才能形成新的知识。因此，断言民族心理学只能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即演绎法，并不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

再者，是否存在这样的分别，归纳法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而演绎法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经典的自然科学实验通过在实验条件下观察事物的变化而形成结论，研究者应该保持中立，客观地描述观察到的现象，不能事先持有某种理论或假设，这就是传统实验研究只做描述不做解释的法则。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是带着某种预设介入研究主题，他们会用自己的预设或理论对观察到的现象做出解释。社会现象纷纭复杂，也需要研究者对其做出解释。于是，在传统的学科分类标准中，描述与解释是两个不相容的思维体系，只能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20 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解释与描述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哲学也在寻求通过观察与描述的实验来验证其命题;另一方面，自然学科的研究也更多依赖演绎法，用理论去做解释和预测。比如当代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就是从自然选择理论出发，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操作性假设，再运用这些操作性假设去预测社会现象，最后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去检验操作性假设的预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科属性与核心概念的定义策略并不构成民族心理学使用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

( 二) 民族心理是一个高度生态化的概念，其所涉及的大多数内容只能在真实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展示出来，在实验室的控制条件下所观察到的被试的表现不能准确地再现其民族心理特征辩解: 对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的质疑并不局限于民族心理研究领域。在所有的实验研究中，研究者都要事先考虑实验条件下得到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衍到一般。比如经典力学的实验，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营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在其中物体不受力时可以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但是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观察到始终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摩擦力很快会使得运动的物体停下来。那么这是不是物理学的实验缺乏生态效度呢?

任何实验都建立在一个理想态模型的基础之上。这个理想态模型的建构则有赖于对现实的形式化表征。也就是说，当我们难以言说纷繁复杂的现实时，需要将其中无关的，或不那么重要的因素先剔除，只留下我们认为对我们了解现实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对这些重要因素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个因果关系的假设，这就是形式化的模型。实验的目的就是检验这个因果模型假设是否成立。因为假设模型是在剔除了大量无关或不重要因素后才提出来的，所以对它的检验也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

那么，在理想条件下获得的实验结果如何返回现实环境呢? 让我们再以经典的物理学实验为例。在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下，实验结果显示物体不受力时可能做匀速直线运动，我们把这个模型称为模型一。现实的环境中存在摩擦力影响物体的运动，于是研究者需要另外建构一个关于摩擦力与物体运动的假设模型，这是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二结合就可以描述存在摩擦力的条件下物体的运动特征。现实中物体的运动轨迹往往不在一个平面上，于是物理学家还需要建构一个斜面与运动关系的模型，模型三。模型一、二、三结合就可以言说在不平坦的，有摩擦力的表面上的物体的运动特征。随着加入的模型的增加，实验描述的对象越来越接近现实。

面对民族心理的研究课题，实验的生态效度自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生态效度也不应该成为民族心理引入实验研究方法的障碍。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实验研究需要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同时，实验结果也能够返回现实。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生态效度可以通过，最终也必须通过实验设计的改进，多组实验的相互配合、印证等方式来得到提升。

( 三) 在面对文化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心理学的和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

民族心理具有高度的文化渗透性，以至于在很多场合民族心理与文化心理这两个名词具有几乎同样的涵义。因为文化是“民族”构成的最重要条件，所以民族作为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不可能离开文化而抽象成为某种具有超越文化限制的一般性概念。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中，文化渗透却是需要被仔细地排除的干扰因素。也就是说，在研究目标上，民族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存在分歧。民族心理学需要考察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而实验心理学却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渗透。

辩解: 将实验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文化对个体或群体心理的影响也是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的。在一些基础性研究中，比如有关痛觉的研究，研究中需要尽量避免文化因素对被试痛觉体验的影响，从而精确界定人的痛觉阈限。之类研究是对人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身心特征的考察，因此避免文化因素的渗透是必要的。比如，被9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3 期试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被试对实验目的的认识，被试与主试之间的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被试的痛觉体验。为了获得精确的结果，研究者需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因素。同时也有研究者专门考察某一类文化因素对痛觉阈限变化的影响，比如在测试前让被试听不同风格的音乐，结果发现音乐影响了人的痛觉阈限。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在实验中的渗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验研究中要控制哪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依据研究的目的来确定的。

今天的心理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基础性实验研究的跨文化比较。这样的跨文化比较可以帮助研究者分辨出哪些心理特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哪些是特征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文化因素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中既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也可能是需要控制的干扰变量，也可能出现在因变量之中。因此，文化因素也不是民族心理学开展实验研究的障碍，相反，民族心理中的文化成分正是实验研究的目标。

在涉及文化或跨文化的研究中，研究材料或工具的跨文化一致性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实验还是量表，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有效的研究工具或材料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适用，这就是研究的跨文化效度问题。这个问题提醒着研究者，即使已经在一种文化中获得了有效的结果，也不能对研究工具或材料做简单的语言翻译就投放到另一种文化中施测，并且还把这两个结果直接进行比较。当然，跨文化研究效度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实验、测量等量化研究中，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质性研究同样也会遭遇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前面提到的生态效度问题一样，即，通过改进实验设计、重复检验、多组研究相互印证等手段来提升研究的效度。

总体上，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涉及到了这个领域的主要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能逾越的，相反，它们只不过在提醒着从事这类工作的研究者应该时刻警惕，不要犯技术上的错误。回顾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 很多过去认为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的议题后来都被列入实验研究的名单内。冯特最初断言记忆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但是在艾宾浩斯以后，关于记忆的实验就不再新奇了; 弗洛伊德理论以潜意识概念作为基础，直到20 世纪50－ 60 年代，心理学家都认为潜意识是不能用科学的方式来认识的，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缺少必要的科学性，但是当內隐研究技术被发明以后，对潜意识的实验研究也不遥远了。类似的课题还有自我、思维、决策、推理、社会认知等。在某一阶段，实验研究遭遇到理论与技术的困难，突破这个困难的力量来自对研究课题做出恰当的操作性定义，以及采用合适的技术手段。

本文已经对民族心理实验研究的质疑意见做了辩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

1． 类比实验研究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心理的实验研究尽管在今天正面临一些困难，这并不意味着用实验手段研究民族心理问题是不可能的;

2． 从研究历史看，研究技术的进步，提出核心概念的恰当的操作性定义是心理学实验研究进步的原动力;

3． 实验研究的本质是模型模拟，这个特征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实验民族心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之间并没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