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的困境

1 导言：悲怆的话题

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心理学总感觉是一个悲怆的话题。我们的古老祖先除了四大发明以外，很早就创造了GDP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繁荣、从唐代开始出现的令全球瞩目的城市文明、郑和下西洋时的全球最强大的海军武装力量，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并孕育了极其丰富的心理学的思想。当国外心理学家公认中国是世界心理学的最早故乡时，我们赢得了足以自豪的荣耀，然而我们这些后代子孙并没有履行发扬光大的责任与义务。在今天中国心理学界，与自己的根文化和母体文化的分裂与疏离，以及种种忽略与背弃、遗忘与否定司空见惯。

人生活在文化中，文化如土壤、空气、水，孕育和滋润着人类心理。马格丽特·米德甚至提出“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决定了心理的发展。她的人类学研究发现：不同文化人格，诸如“太阳神”人格、“酒神”人格等，均与生态和文化有重要关系。本尼迪克特也发现，身处山区、江河边、湖边等不同生态环境的人们，久而久之会形成相应的生态文化，在这样的生态文化中，又会孕育出相应的人格来。更有“文化精神病理学”认为，人类精神障碍的病因与文化极有关系，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精神障碍是偏颇的。

然而我们的心理学远离自己的文化，几乎没有了生气。就像从国外移植而来的植物，在中国的土壤中失去了生机。远离自己文化的心理学，如水中浮萍，似海市蜃楼，必然是漂浮的、虚幻的、游离的、不真实的、不现实的镜像。我们的心理学离我们的人民也很远。相反，美国心理学在美国文化中根深叶茂，美国心理学的每一次运动，甚至美国心理学家的一次“深呼吸”，都会掀起全民心中的波澜。他们的心理学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真正做到触及每一个美国人的灵魂。然而我们没有做到这些，老百姓与我们的心理学离得很远，我们的心理学是真正的象牙塔。

2 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贡献

当我们想起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心理学作出了伟大贡献时，不禁备感惭愧。那些伟大贡献是我们的祖先作出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藉此自满，去小觑“蛮夷”，只能躬身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心理学的第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心理测验。在心理测量史上，世界心理学家公认人类最早出现的心理测验是在中国发现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大禹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能力测验，作为晋升或罢免的依据。这可以说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心理测验。并且，有史料可循的中国汉朝出现的文官选拔考试，也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时，兴办太学，并开科取士，及至隋唐成为制度。而在欧洲，大学里出现正式考试是公元1219年的事，文官考试则更是要到1833年以后。杜波依斯（DoBois，1970）于是感叹：“世界心理学最早的故乡”就是中国。大家不要低估了开科取士的伟大意义，这一创举一是使用了心理测验（广义的心理测验）的方法和心理选拔的策略，从而能够真正公平地选拔出合适的人才，使人力资源的配置达到优化；二是广开了才路，使有能力的寒门子弟也能够晋升，为国家效劳，从而开发了国力。历史已经检验了这种创举的“实证效度”，汉武帝时中国的强盛就能说明问题，汉武帝于是也成了有“雄才大略”的一代雄君。所以，其意义比美军使用“陆军A、B种智力测验”还值得称道。此外，《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三个史实，表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心理测量和选拔的概念与思想：公元前403年，晋国的赵姓家族使用心理测量的方式选拔继承人，历史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成功；而智姓家族用人唯亲，不听智果根据“领袖心理学”分析作出的劝告，招致全族被灭的后果；以及孙武从田制、赋税、人心向背等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预测了智姓家族的灭亡。

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心理学的第二个伟大贡献，就是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深刻影响显然促进了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的发展。不过令人迷惑难解的是，为什么老祖宗的思想能够影响外国人，促进他们的成长，却不能影响我们这些蒙昧后代，被我们发扬光大？罗杰斯是最值得一提的。罗杰斯21岁曾经来中国旅游，从而接触和认识了老子思想。从此，老子的思想对罗杰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和风格，在罗杰斯身上经常能看到。我们可以发现，罗杰斯的患者中心疗法，基本上就是一种“无为而治”的风格。至于荣格，更是喜欢并精通中国文化。他对老庄哲学，甚至对易经八卦都有研究。惭愧的是我们，恐怕我们很多人对易经八卦都一窍不通，但是荣格却能占卦卜算。在荣格关于梦等理论学说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影响的痕迹。虽然这些心理学家没有像德国戏剧学家布莱希特那样明确承认“自己的血液中流着中国的血”，但是他们都认可这些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心理学的第三个伟大贡献，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个庞大的文化宝藏在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都将为人类的心理学提供启示与借鉴。西方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追求哲学的反省，从世界的本质到宇宙的绝对精神，乃至存在的意义，无不涉及；二是追求宗教的解脱，宗教文化在西方世界极其盛行，民众广为信徒。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则很不相同，却有另外两个特点，这就是更多追求内心的觉悟与修炼，以及如何与现实接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的传统文化更多“心理”的意味。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儒、道、释，道与释更多追求内心的觉悟与修炼，儒则更多考虑个人修养，以便更好地与现实保持接触，从而构建社会的合理秩序。所有这些，与西方文化有诸多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看重“心”“静”“一”。所谓“心”，即内心、觉悟、心态；所谓“静”，即宁静、静心、静养、宁静致远；所谓“一”，即“天人合一”。老庄学说可以看作一种养生学，更可以看作养心、修炼的心理卫生学说；释学的禅宗则更是看重禅定等修炼，今天的心理学便是借鉴了其中诸如正念、禅定、禅修等精髓；儒学发展到理学、新理学，似乎也愈发重视内心的觉悟。冯友兰（1984）发挥了老庄的“坐忘”思想，将心理学家罗洛梅、马斯洛等人无从清晰阐释的“高峰体验”现象解释得淋漓尽致，简直不可超越。

3 厄运与困境

这样一种看重内心觉悟、蕴含丰富心理学思想的文化，本来应该孕育出别具一格的世界心理学派别来。然而事实上，我们的心理学特色很少。中国心理学所遭遇的厄运与困境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

3.1 最早的发展困境：19世纪30年代的西化

中国心理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一个发展的困境。自从王国维翻译第一本心理学著作《心理学》，心理学这一学科就算引进中国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心理学也算出现过小小的高潮，一大批从美国等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掀起了中国心理学研究的最早的高潮。但是，在当时批判传统文化的趋势下，中国心理学丧失了第一次“接地气”的机会。中国心理学并没有像美国心理学那样，从国外引进之后迅速本土化。美国心理学家在德国学习了构造主义心理学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不久就发展了本土化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在瑞士学习了罗夏墨迹测验之后，回国后立刻就发展了自己的Beck系统、Klopfer系统、Hertz系统、Piotrowski系统、Rapaport系统以及综合系统（Comperehensive System）。中国心理学未能与自己的文化接地气，所以，一开始就形成了对外国心理学的强烈依赖。“崇洋媚外”的心态从一开始就形成定势，好像心理学根本就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只有永远向外国人学习才是对的。虽然当时也有学者如张耀翔开始了一些“接地气”的研究，研究了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对挫折的做法，但是毕竟未能成气候。

心理学就像种树一样，当我们看见外国人的树（心理学的理论）种得很好时，是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的，因为我们不能再用原始的石器来栽种，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他们的栽种技术和工具。但是，我们直接将他们种好的树连根拔来，移植到我们中国的土壤中，就未免太过心急了。

3.2 厄运：战争的创伤

当中国心理学刚刚出生、牙牙学语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八年抗战之后，又是内战。连年的战火，对中国心理学的起步非常不利。虽然有些心理学家积极投入抗战，如潘菽先生就积极倡导“国防心理学”，但是，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响应。战争年代，人们颠沛流离，无暇顾及心理学也很正常。那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学者，最多也只能在他们的逃亡生活中坚持教心理学课，除此之外，也就难有其他作为了。所以，这十多年的战争期间，是刚刚建立的心理学的荒废期。就像婴儿的关键期一样，中国心理学的关键期是否被战争耽误了呢？

3.3 再一次发展困境：全苏化

解放后，中国出现了“全苏化”的浪潮。全民学俄语，全民学苏联。从服装到生活方式，全部都苏联化。中国心理学更是出现了“全苏化”的热潮。学生的教科书全部是苏联的，图书馆的心理学著作也几乎全部是苏联的翻译版本。中国心理学除了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利亚、鲁宾斯坦、捷普洛夫……很少其他人存在。在这种“全苏化”的浪潮中，中国心理学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剩下的只有一副躯壳。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心理学看似很有发展：大学有专业，有教授、学生，有出版物，有会议……但是没有与自己的文化接轨，没有与自己的人民接触。这是发展的再一次困境。

3.4 最可怕的厄运：十年浩劫

1956年，康生跑到北京师范大学，煽动学生对心理学展开了批判。后来，姚文元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心理学正式定性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全国开始了彻底否定、取缔心理学的大批判运动。接着，所有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人员全部被“解雇”，有的改行当起了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有的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则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集中在农场劳动改造，即所谓“关牛棚”。整整一个学科被设为一个禁区，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属罕见。大学、研究单位再也没有了心理学的研究人员；图书馆再也不能外借心理学的图书，所有藏书一律封存（有的地方甚至销毁）；报刊、杂志、文献中不能出现心理学术语，心理学在这十年的的历史中成为空白。十年浩劫再一次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心理学的生态。3.5 困境：20世纪80年代的“断裂”与西化1977年，中国心理学开始复苏。中国心理学迎来了又一次发展机会。但是，中国心理学再次与机会失之交臂。可以说有三个遗憾。

第一个遗憾是修补“断裂”的遗憾。中国心理学经历以上多年的沧桑，与自己的文化显然存在“断裂”。复苏之初，潘菽、高觉敷二老曾经积极倡导“接地气”，着手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宝贵的心理学思想宝藏。二老组织了一批学者，如杨鑫辉、马文驹、刘兆吉、燕国材等，开始了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虽然出了一批书，成立了相应的学科，但是遗憾的是今天很少有人问津了。今天谁还敢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在今天心理学的生态环境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几乎无法生存。

第二个遗憾是“中国化”的遗憾。有一段时期，国内有人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正好与台湾、香港心理学家掀起的“本土化心理学运动”遥相呼应。如果这样的运动能够真正进行下去，说不定中国心理学大有希望。但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成为空喊的口号，本土化运动在大陆也烟消云散。

第三个遗憾就是“西化”的遗憾。今天中国的心理学完全靠移植国外的理论、测验量表、验证国外的假设而存在。中国心理学没有大师、没有学派、甚至没有原创理论、没有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这种情形非常严重。就像引进外资、过度开发后的某个开发区的一条被严重污染的大河一样，生态环境非常糟糕。

3.6 困境：培训乱象

本来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化是中国心理学一次良好的发展机会，本来可以期待它在中国的老百姓中产生影响力，但是事与愿违，中国的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化变成了社会的一大乱象！

首先，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种行业资格鉴定竟然沦落为了明目张胆的公开的创收活动。而且中国心理学会不管，政府机构也无人监管，甚至我们的心理学工作者都觉得与己无关，坐观其乱。美国的心理咨询师门坎很高，要博士学位，我们的只要本科就行，而且什么专业都有。这叫富了少数人，乱了心理学。

其次，这种职业培训特别是职业资格鉴定乱象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这种只有两三个月的周末补习，速成了一大批“心理专家”。全国各地的传媒，特别是电视台，经常可见这样速成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竟然是国家级的头衔）、“心理专家”频频露脸，对各种“心理现象”横加判断。再次，这种乱象可能导致民众对心理学的严重不信任。全国一大批速成的“心理专家”由于系统训练的不足，特别是专业基础的缺乏，必然难以处理极其复杂的心理问题。

其结果是造成心理学公信力的严重下降。因此，精神病学界借助咨询师乱象，修订了《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师不得进行诊断与治疗活动，从而根本上剥夺了心理咨询师的生存机会。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发生精神病学家与心理学家争夺心理治疗权的大战，结果是以罗杰斯为代表的心理学家赢了。但是60年后的中国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

3.7 困境：否定与内讧思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对待心理测量的态度，社会上相关学界，如精神病学界甚至心理学界内部常出现否定以及“内讧”思潮。

2002年，广州的报纸《南方周末》发起了一场对心理测量的批判。该报纸用了整整四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几组批判文章。其中第一篇文章是批判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进修的教师编制的一个问卷，认为那种问卷根本没有什么用处。还有一篇文章是批判深圳一家医院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去给患者作婚姻预测。文章对整个心理测量的的嘲讽显得很可笑。例如将心理测验比喻为照妖镜，并用《红楼梦》中贾母的话来“告诫”大家：“小孩不能多照镜子，不然容易走魂”。

不久以后，《南方周末》再次以美国布什政府削减对基础心理学的投资为由，痛斥心理学为“伪科学”。美国布什政府削减对基础心理学的投资是事实，但是，布什政府并没有削减对应用心理学的投资。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对心理学的投资，只是认为应该更重视应用心理学的研究。何以据此引申出美国人都将心理学当作“伪科学”的结论？显然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做法。

然而，即使在心理学内部，也有内讧。遗憾的是，本来我国的心理学类的刊物就极其稀缺，但是我国几大主要的心理学刊物居然在近几年都对心理测量的本土化研究进行了限制。例如，《心理学报》投稿指南中明确声明：“不接受单纯的量表编制报告”；《心理科学》也有《关于“量表类稿件”的处理原则》：“关于‘量表类稿件’，我们对它们的审稿和处理原则是：除经中国心理学会﹑省市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学会测量与统计分会组织专家鉴定通过的量表外，此类稿件一律不予录用……我们的基本考虑是：因为若发表某量表，等于我们刊物越俎代庖为它做了鉴定，而这一责任是我们小小刊物难以承担的。对此，请各位作者今后在投稿时予以注意。”

这里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应当区分“问卷”与“量表”，“测量”与“测量工具”两对概念。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离不开使用问卷去测量一些心理现象，但是问卷不等于量表。例如，在一些小范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运用心理测量学的技术与原则编制问卷，在通过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后，就可以使用这些问卷去进行分析。但是，这不等于就是量表。所谓量表，是指建立全国常模后，可以作为一种定型的测量工具进行推广的技术产品和进行买卖的商品。这种量表是通过专业人士鉴定后，才能进行推广和销售的。如果将一切测量问卷都当成测量量表，并且都要进行“鉴定”，有可能会导致心理测量研究的严重萎缩。因为，对那些年轻的本科生、研究生们来说，如果他们想通过编制问卷来研究一些新奇的、有意义的心理现象，便会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所有自编的问卷必须要经过省级以上专家的鉴定，这要花费多少经费与时间？何况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编制一种准备推广到全国去使用和销售的技术产品与商品。两大学术刊物的这一决定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其次，这一决定造成了投稿的不公平，也就是说，其他领域的研究均不要求获得省级乃至国家级的鉴定，唯独心理测量类的论文必须有鉴定。至少心理测量类的作者门槛比其他人要高很多。为什么实验研究就不要经过鉴定呢？因为大部分的测量学研究并没有带来销售利润，正像实验研究一样，都只是学术研究而已。为什么两大学术刊物要关闭中国的心理测量学术研究的大门呢？

第三，这样的后果将不啻于再次扼杀了中国大陆心理测量学的学术研究。因为，就像不能在中国市场上自由买卖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产品，却可以自由买卖国外产品一样，中国人自己编制的心理测验不能顺利发表，门槛更高，而对应用国外的心理测验却大开绿灯，长此以往，中国的心理测量专业还能存在吗？

近些年来，国内的确出现了编制测量问卷的研究高潮，特别是一些研究生，他们的毕业论文中大量出现编制和使用测量问卷的情况。必须看到，这是一种好现象，而不一定是“混乱现象”。因为这并不是编制测量量表去销售，而是进行心理研究之必需。这种研究热潮不会对中国心理学造成恶果，相反却会促进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但是，心理学的主要刊物采取这种完全抵制和禁止发表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心理测量领域研究的严重衰退。因为，年轻的学生们可能因此放弃心理测量学的研究。同时，对整个心理学的发展也可能造成影响，例如，心理学的实验离不开使用测量问卷，难道实验中使用一些小型测量问卷也要鉴定吗？还有，如果这些刊物可以接受使用国外的测量问卷，那么，大量翻译、移植国外的问卷而不考虑本国文化特点的“忘本”的研究倾向就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必须呼吁，心理学界一定要自己分清什么是测量问卷，什么是测量量表，不能将问卷当作量表，从而犯下“泼洗脚水时，将盆中的婴儿也泼出去”的错误。

限制心理测量的学术研究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前苏联心理学发展中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前苏联心理学曾经出了几个世界级的心理学家，像维果茨基、鲁利亚这些人都是世界公认的著名心理学家。但是，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心理学大批判运动，使前苏联心理学元气大伤，从此以后，前苏联心理学一蹶不振。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这场大批判运动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是密切相关的。斯大林在1930年12月9日与苏联哲学与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进行过一次谈话，这场谈话在1931年1月25日由联共（布）中央以决议形式发表，号召开展反对唯心论和机械论的斗争。在1930年上半年，由莫斯科心理学研究所联共（布）党支部倡议，掀起了反对反射学、反应学、文化历史论，反对西方的心理学流派（弗洛伊德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学派等），反对儿童学、心理测验和心理技术学的运动。这场运动在1936年7月4日被苏联联共（布）中央充分肯定，并发布《关于批判教育人民委员会系统中儿童学的谬论》决议，此后，兴起了更大的波澜，波及到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使心理学、教育学中的这些领域从此成了无人敢问津的禁区。

这场大批判运动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心理测验。当时批判的矛头指向儿童学、心理技术学和心理测验。其实，儿童学与心理技术学中也有心理测验。所以，心理测验就成了一个重叠的焦点，由此心理测验也就成了重灾区。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首先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其次，盲目、极端地排斥西方心理学，也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最后，使心理测验这样一个领域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更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前苏联的这种错误使苏联心理学失去了它原来的潜力，直到今天，俄罗斯心理学在统计测量等相关领域也没有多大的竞争力，并且使整个俄罗斯的心理学风光不再。

4 迷惘与瞻望

无论是与国内的其他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相比，还是与国外的心理学学科相比，恐怕都很少见到这样的学科现象：中国心理学没有大师，更没有学派，甚至没有原创理论。我们来做一个文献统计研究，根据经典的心理学史的记载与评述，从4个维度对中国、美国、苏俄、英国、德国、日本6个国家的心理学学科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这4个维度是：出现的大师人数；出现的学派数量；出现的原创理论数量；以及产生的影响力。影响力系数用公式计算：影响力=［大师+（学派*理论）］/100。

表1 六个国家心理学发展水平评估

中国  美国  德国  英国  苏俄  日本

大师数量   0     26    12    4     5     0

学派数量   0      9     5    2     4     0

理论数量   0     64    20    8     19    2

影响力   0     6.02  1.12  0.2   0.81  0

从6个国家的比较可见，中国心理学是最落后的，甚至比日本落后。日本虽然也没有大师，没有学派，但是至少还有一些理论，例如森田理论、内观理论（虽然它与中国文化有关）。这种状况不得不令我们感到迷惘，不得不令我们反省。

从反省中我们所能悟到的第一点是：我们的心理学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与自己的文化结合，从来就没有“接地气”。从各个时期不变的“西化”，到最全面最彻底最可怕的“全苏化”，远离自己的根文化，造成与自己文化的“断裂现象”，是心理学学科“四无”的一大原因。关于移民的研究表明，对个人而言，放弃或不认同自己原有的文化，反而更难融入另一种文化，并且会出现更多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对一个学科来说也是一样，远离自己的文化，有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难以成长，这是一种“断根效应”。第二点反思是：心理学是一个特别需要开放心灵、需要学术民主的学科，特别是心理测量，往往是由常模来说话，而不是由专家、领导来说话的。其中常模的概念就蕴含着由具有代表性的多数人来作决策的民主逻辑和法则。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就表明了这一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压制也能说明这一点。所以，开明的、进步的力量会给心理学更大的自由呼吸空间。

所以，我们需要“培土固本”，加强心理学与自己的文化和人民的接触。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心理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西方搬来的。我们要放弃原来刀耕火种的原始作业水平，学习西方心理学栽种心理学大树的技术与工具，但不能照搬和移植西方心理学的大树，我们要栽种自己的大树。

我们还应该拓展心理学植物的呼吸空间，不要再限制、挤压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不应当是温室或盆景中的树苗，也不应是塑料大棚里的蔬菜，我们的心理学只有成为中国广袤大地上，从几千年文明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原生态的植物，才有可能立于世界心理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