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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15年2月6日 编辑:shphao 有2527位读者读过此文 【字体:
儿童目击证人研究

儿童目击证人研究

 

摘要】儿童目击证人研究逐渐成为司法领域和心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拟根据国外研究的文献资料,回顾了西方关于儿童目击证人的研究,介绍儿童目击证人作证的影响因素、理论基础以及研究热点,从而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目击证人;影响因素;儿童

 

    近年来,儿童目击证人的研究逐渐成为司法领域和心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一方面司法实践的不断规范化、科学化和公正化,客观上要求并促进着目击证人的研究,另一方面心理学、尤其是应用心理学的发展为儿童目击证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工具。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涉及儿童的犯罪行为和意外事件数量激增,越来越多的儿童出庭作证提供关键证词,由于一个儿童的一句话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情况大量出现。20世纪中后期,西方英美法系国家有大批心理学家走上法庭充当专家证人,对目击证人(包括儿童目击证人)提供专家鉴定意见。这种司法需求使得儿童目击证人研究成了法律心理学研究的新热点。

1 儿童目击证人证词准确性的影响因素

1.1记忆

    目击记忆是一种无意识记。是目击者对于突发事件的发生和进展,事先没有预定目的,也不使用任何方法的识记。众所周知,人们对某个特定事件或某个信息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消退,艾宾浩斯曲线很好地证明了这点。美国心理学家Jon’a F·Meyer认为尽管成人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也可能比儿童回忆起的少量信息错误要多。另外,他还认为儿童在辨认列队的嫌疑犯时也不总是比成年人更无效,如果背景与他们回忆的事件相似能提高他们记忆的能力。

1.2易受暗示性

    由于儿童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他们很容易受成人和其他儿童的暗示所影响。在询问儿童目击证人时,引导性的问题常用来帮助儿童回忆和叙述,使用这种提问方式的两难处境是,如果不使用这样的提问,儿童就可能不愿意回答任何问题;但是,这种性质的提问,可能会导致儿童用受到暗示的方式回答问题,甚至会发生答案完全不反映儿童真实情感或者信念的现象。研究证实诱导性提问对儿童目击证人证词准确性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小影响越大。这些研究都表明:当真实事件与其他媒介的信息在知觉上与语义上都非常相似时,儿童很容易将其混淆[6,7]

1.3服从权威 

    Milgram假设在社会全体成员中存在着一个层次结构,低层的人倾向于服从高层的人。根据Milgram的假设,Meyer提出了一个替代理论,解释了儿童服从权威的原因。他认为在低发展水平的人更倾向于服从权威,而很显然,儿童处于低发展水平。服从权威的研究显示人们做某些事仅仅是因为权威人士让他们这样做。基于儿童趋向尊重权威的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更易发现服从权威是合理的。儿童,特别是那些对司法系统和作证感到迷惑的儿童,可能更易受权威的感染。

    Schwarz等认为,所有的访谈情境是根据交谈的准则来观察的,人们根据他们对提问者的目标和意图的知觉来调整他们的答案,儿童更可能把成年的询问者看作是知识丰富的和诚实的,因此有更大的动机去给予答案以满足访问者,即使他们不理解问题,不知道答案或不认为答案反映了实际发生的什么也会是如此。

 

2 儿童目击证人理论基础

2.1 记忆重构与图式理论

    Bartlett认为“记忆并非是无数僵化的、无生机的、散碎的痕迹的再次兴奋,而是一个富于想象的重构或建构过程”。在阐述错误的记忆时,Bartlett借鉴了已有“图式”这个概念。其中,图式理论的假设为事实是知觉记忆者积极建构的。Bartlett认定图式在对信息进行储存和提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提取相关信息时,人们不能分离出已编码的信息和已有的图式。所以为了迎合当前意志的需求,Bartlett认为记忆会经常重构过去的信息。这种图式的建构势必会受原有知识和经验的左右,影响记忆的构建,最终造成了错误的记忆。在解释错误记忆发生时,Loftus等人就运用了记忆重构理论,用以研究事件后信息对目击证言准确性的影响。1974年,她的研究表明,那些接触了事件后信息的被试,其最初事件是由那些在保持阶段所获取的事件后信息重构的。

2.2 熟悉感归因理论

    1981Jacoby等人提出了记忆归因理论,记忆是对信息加工的流畅性和把这种流畅性归因于过去经历的心理定势这两个变量的结合物。其主要理论是个体倾向于将那些流畅记忆的信息归于自身的经历,而熟悉恰恰会带来记忆的流畅性。增加对信息的熟悉感可以通过实际经历的事件,或者想象的方式去达成,如果这种熟悉感是个体自身的体验时,就很可能会产生正确的记忆。

2.3 源监测理论

    JohnsonLindsavHashtroudi的源监测理论,是在Johnson & Rave的现实监测的理论基础之上建立的,源监测理论认为源监测即对知识、记忆以及信念这些来源所做出的系统归因的过程。源监测理论认为源监测即对知识、记忆以及信念这些来源所做出的系统归因的过程。记忆信息归因于特定来源的是源监测的核心观点。源监测依存于那些对原始事件进行编码的信息以及进行源监测时决策过程的性质,这样说来,干扰源信息特征编码的信息会干扰源监测的信息,而干扰源判断过程的信息也会干扰源监测。

2.4 词语遮蔽效应

语词对记忆造成损伤,是因为所需记忆的事件难于用语言来把握,这导致了记忆错误,这种现象就是语词遮蔽效应[12]

1990年,Schooler & Engstler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调查,已经证实确实存在语词遮蔽效应。Schooler的研究发现,假如被试叙述其观看的面部特征,那么他们对面部特征的记忆要比没有叙述面部特征的被试成绩要低。有人对司法工作中的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发现目击证人在辨认犯罪嫌疑人以前,如果让他概括犯罪嫌疑人的面部特质,那么目击证人正确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2.5 模糊痕迹理论

    1995年,Brainerd & Reyna建立了模糊痕迹理论,认为在正常条件下,个体在进行编码和储存时,会把信息分为两种因素——字面痕迹和要点痕迹。字面记忆的遗忘是在提取字面记忆时被要点记忆取代了,才引发了错误记忆,由此构成了下面几种情形。第一,字面记忆会随时间的消逝而迅速衰退,在提取时就很困难。时间延迟之后,通常个体只能提取要点记忆,错误记忆随之被引发;第二,在根据字面痕迹进行回忆时,因为要点痕迹过于强大,就会使被试误以为是字面痕迹而错误地提取了要点痕迹;第三,与事件自身的记忆比起来,随着时间的消逝,对于某一事件的字面记忆要更容易、更快速被遗忘,这样记忆就会发生混淆的现象。个体在试图进行重组时,恢复记忆痕迹的过程因为受到记忆痕迹模糊的左右,引发了错误记忆。

2.6 建构记忆理论

    1998年,Schacter等人综合了上述的几种理论提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理论,即建构记忆理论。Schacter更强调特征的重要性,换言之,准确记忆或非准确记忆的中介是由建构记忆模式分离、提取聚焦、标准设置等构成的,特征构成的模式即事物的表征。被试需要在匹配过程中判定:在提交意识并最终做出判断之前,是否要把某信息作为寻找的情节记忆的目标。错误记忆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记忆痕迹的模糊或者源信息的混淆,也可能是在源监测中安插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标准。甚至,是由于在重构过程中受到了无关因素的影响,又或是在重构一个充分聚焦的目标时,某种无关变量被诱发了。

 

3 研究现状

3.1 误导信息与儿童的易受暗示性相关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基本取得共识的是儿童较之成人更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影响,多项实证研究证明儿童更容易把源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与自己经历的事件混淆起来,这就是儿童的易受暗示性这也是儿童作证能力受到司法专业人员质疑的关键。儿童的易受暗示性相关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儿童的记忆、儿童对信息来源的认知、儿童的社会认知、儿童与司法取证人员的沟通、儿童个体的因素等都可能造成儿童被误导,因此都是儿童目击证人研究的内容。

3.2 引导性提问对儿童暗示效应的相关研究

    面对如此多的误导信息、个体因素,要彻底避免在取证过程中对儿童的暗示作用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当司法人员对儿童使用他们最常用的、面对成人取证的“自由回忆”方法无效的时候。根据Goodman等人对全美司法相关人员的调查,在各类涉及儿童目击证人的案件中多数是儿童遭受伤害的案件,其中排第一位的是儿童性侵害,排第二位的是躯体伤害(包括游戏伤害),合计占所有涉及儿童案件的比例超过93。在这些伤害事件中,儿童通常受到惊吓而很难与司法人员建立合作关系,因此要儿童用自由回忆的方式提供案件信息是很困难的。问题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司法人员取证过程中不得不使用引导性提问来应对儿童目击证人。

3.3 关于事件性质对儿童记忆影响的相关研究

    儿童目击证人作证的过程本质上是记忆再现的过程,儿童对信息的编码、储存、保持、提取都会影响儿童证词的准确性。早期的儿童目击证人研究关注司法人员的误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学者们开始着重研究儿童目击证人的记忆规律[17-19]。研究触角触及儿童目击证人的记忆容量、记忆时长、遗忘速率、年龄效应、社会认知效应等。其中对于儿童目击证人的心理学研究和司法实践来说都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儿童目击事件的性质,这是司法系统不可控制的因素之一。儿童目击不同的事件不仅直接决定了依据法律进行案件的区别定性,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儿童目击证人的记忆状况和证词质量。

3.4 儿童目击证人其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如上所述,影响儿童目击证人证词准确性的因素可以分为司法系统可控的系统因素和司法系统不可控的个体因素。通常系统因素是可以修正、可以调控的,而系统不可控因素指的是儿童目击证人对证词准确性有影响的,具有个体差异的各类心理特征。上面已经介绍了一些得到西方法律心理学家重视的各种可控和不可控因素,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影响因素尽管受到法律心理学家的注视并不算多,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有效提高儿童目击证人证词的准确性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5 关于辅助取证技术的相关研究

    涉及到儿童目击证人的事件多数是伤害事件,儿童一般不会“积极主动”地提供事件信息,因此司法人员要真正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绝非易事。西方法律心理学界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辅助取证技术,多数辅助取证技术的目的是从儿童的认知特点出发,改善司法人员与儿童目击证人的询问交互关系,修正和规范司法人员的提问方式,提高儿童目击证人自由回忆事件的准确性,增强儿童目击证人抵御误导性提问的暗示作用。

 

4 启示

30年来,众多的学者都致力于研究儿童目击证人,并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与国外研究热潮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内心理学视角的目击证人研究还比较少。儿童目击证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心理学视角进行全面的分析,有助于保证我们诉讼程序的准确性与公正性。今后,我们应学习借鉴西方儿童目击证人研究的方法,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具体情况开展进一步研究,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增补提供理论依据,帮助刑事司法系统改进调查程序,降低或预防儿童目击证人错误辨认产生的不良影响,最终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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