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韦伯 不确定性 主观心理预期 预期时限 理性决策

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心理学命题
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无疑是影响深远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竞相从中吸取营养，即使是对韦伯观点的批判，也没有绕开韦伯问题本身。但这些继承与批判更多地都是在制度的、社会的层面上来展开讨论的，甚至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史著作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最多提一下所谓的成就动机。然而韦伯的论述实际上远远没有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尤其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中，韦伯更多地是在心理学的层次讨论问题的。苏国勋先生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点，认为韦伯在论述宗教伦理对经济的影响时，明显地由外在的形式说明转向内在的心理解释，即“他是在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从社会心理、群体心理最终要在个体心理水平中发挥作用的意义上，强调个人及其行动是社会学的基本单位。如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宗教伦理、实际伦理（阶层伦理）和经济伦理从作用于人的心理并形成人的社会行动的动机而言，都变成了社会心理学要素，亦即变成了宗教心理、阶层心理和经济心理。”（苏国勋，1988）

韦伯对于宗教有一个明确而中肯的论断—所有的宗教福祉首先都是此岸性质的，“经验研究人员决不能把各种宗教预言和提供的彼此不同的福祉仅仅理解为‘彼岸之物’，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也不能这样理解。”（韦伯，1997）在此论断基础上，他在宗教伦理与经济的发展之间，实际上引进了一个主观预期的概念，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眼前的、此岸的特征恰恰是与寻求解脱的人最有关的彼岸的东西。清教对得救的确信：确实感觉到不会失去神恩，是这种禁欲的信仰对福祉单纯从心理上的把握。”（韦伯，1997）也就是说，清教之所以能够理性地缓解当前的欲望、近期的欲望，是因为有一个长期的预期：在彼岸能够得救，所以此岸世界的艰辛都是为了这一长远目标。与此相对应，儒教则没有这种长期的预期，在相互猜疑、相互不信任的条件下，只能力求适应世界，所以虽然具有很强的营利欲甚至极端地推崇财富，却与近代资本主义无缘。）（韦伯，1997）意思也就是说，清教徒在其心理上有一个确定的世界，彼岸的得救是可以预期的、教友的未来行动是可以预期的（可信赖的），在这样一个确的世界里，是可以对未来作长期打算的；而儒教心目中的未来世界主要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既没有一个可以预期的彼岸世界，又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此岸世界，要对未来作一个长期的打算未免不确定因素太多，风险太大。

所以所谓的韦伯命题最后归结到心理上来说，就是不同宗教群体对于福祉的预期的时限不一样，时限长者就可以对眼前的欲望作合理的缓解，进行理性的规划，时限短者就追求眼前福祉，即使有理性的规划，也只是为了适应现世世界。在对未来世界进行谋划时，在心理上所作的预期越长，越有利于作全面理性的权衡，预期越短，则越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远看来就越可能偏离理性行为。而预期的长短取决于对不确定性世界的心理认知，如清教就把这样一个信条视为确定的：现世的努力可以为来世进入天堂获得一张门票。即把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事先假定为确定的，从本质上来说，这纯粹只是一种心理上的预设，更彻底一点说，在严格的认知意义上它纯粹是一种非理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认为儒教是一种最具理性的宗教，因为儒教采取一种纯客观的“未知生，焉知死”的科学态度。但是，这样一种心理预设，或者说非理性的前提，却在事实上发挥了作用：人们可以因此而做出长期的预期，从而可以对未来事件作全面理性的权衡与规划，从而有助于理性经济活动的产生。所以清教不热衷于财富本身，却因为这种理性的经营活动而取得巨大成功，这纯粹是一种意外的副产品。

所以将韦伯经济心理学的命题进一步提升，似乎可以表述为：经济行为的合理性程度受预期时限长短的影响，而预期时限的长短又受对未来不确定性世界判断的影响，对未来不确定性世界的某种非理性假定往往会导致某种理性的后果。

二、心理预期与不确定性认知
不确定性是未来事件（在经济活动上就是未来的预期收益）的基本特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普遍特征，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不确定性是绝对的，确定性是相对的（汉迪，2000）。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力图模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过去一直关注的都是确定性、精确性、规律性，认为对确定性的认识前进一步，不确定性就后退一步，然而随着哥德尔不完全定理、普利高津的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等重大成果的取得，我们才开始认识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并非简单的此消彼涨的关系，从不确定性世界到确定性世界的转变可能不仅仅只是个速度、时间问题，而且还可能是个方向问题，完全致力于确定性的认识本身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的一些反思也表明这样走下去可能根本就是走错了路 。

具体到经济活动来说，对未来事件的预期状态是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基本前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的决策都是以其主观预期为条件的。严格来说，即使是一时冲动的情绪性行为与习以为常的习惯性行为也是如此，只不过在情绪性行为中，行动者对未来的预期时限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考虑未来的结果；而习惯性行为则相反，行动者对未来的预期时限是无限的长，即根据经验，在相似的情景下采取相应的行为就没错，就会有过去一贯的结果出现。然而在所谓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我们认为区别仅仅在于行动的前提，即预期状态、或者预期品质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不合理的判断或者预期，没有不合理的行动 ，而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状态或者预期品质，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预期理论看来，主体的预期状态就是主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而要达到最大化，主体就应该具备完全信息，并且具有相应的计算能力，所以预期状态就取决于主体的知识。显然，这一理论本身并没有什么多少漏洞，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即主体是否能够获得完备信息及相应的计算能力。所以现代预期理论基本上抛弃了这种完全信息的假说，充分认识到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如西蒙的有限理性说和问题求解心理学、卡尼曼等对不确定性条件下关于判断的认知心理学研究、符号互动理论以及现象学社会学的一些论述，都对不确定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具体到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一方面，主体对事件的客观信息的把握绝对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预期的主观心理方面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信息固然可以提高预期的准确性，但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决策中，完全信息只是一种理想，不完全信息才是普遍事实，也就是说不确定性才是普遍事实。所以对未来事件的判断是客观信息与主观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两者起作用的程度不同而已，不确定性程度越大，主观心理所起的作用可能也就越大，例如将一笔钱用来炒股与存在银行相比，前者未来的收益的不确定性就要大得多，而将这笔钱放到赌桌上去，其不确定性就更大了，相应地，主观心理所起的作用也就更大了。所以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只强调客观信息的获得，就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但为了研究真实社会起见，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主观心理的作用，这就是经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所要作的工作，是对传统理性预期理论的一种补充与完善。

既然我们绝大部分的决策都是对未来事件的选择，而未来事件总是不确定的（当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不确定性很小的事件我们通常就将其视为确定的，如出门旅行乘坐飞机，往往就只有在重大的空难世间发生以后，才深深地感到原来是不确定性的。但在实践上我们不得不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事件当作是确定的，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的活动了。尤其是人为互动世界，在互动过程中越是把对方的行动视为不确定的，互动起来就越具有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越是把社会看得复杂，这个社会也就越是复杂，如果每个人都把对方的未来行动视为确定的，我们这个社会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社会了。所以究竟是复杂（不确定）还是简单（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相互之间如何博弈。（对纯“客观”世界，不同的主体因为知识与偏好的不同，认知结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相应的主观预期也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对未来事件的决策取决于主体的预期状态，而预期状态既受获得的客观信息的影响，也受人们主观心理预期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主体对不确定性的主观判断，在经济学中通通用偏好加以概括，当作一个基本既成前提加以运用。然而马克斯·韦伯又把它单独提取出来，作为解释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前面讲的，长期预期与短期预期的区别在于，长期预期是非理性地假定一些遥远的不确定的东西为确定的东西，而这种假定只是主观心理上的一种状态，短期预期则没有采取这样的假定或只对近期的未来采取这样的假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韦伯命题就还原为不同宗教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别，从而相应的经济的发展也就有了轩轾。也就是说，对不确定性的主观心理预期是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

三、风险、预期以及理性决策
既然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人的认知能力相对来说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做出决策时不可能达到完全认知意义上的对事件的把握，只能将某些不确定性的方面权且视为确定性的，或者权且视为可以忽略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信任，或者说对某事件有信心，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不确定性的这种简化是靠得住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才不至于总是些出人意料的情况。但出人意料的情况又总是存在，即使在预期中是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有时也会有以外发生。因为我们的信心，或者说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总是盲目的，因为主体在对某一事件的信任（将其视为确定的）并不是完全建立在认知意义上的充分理解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知识基础”模糊不清和片面理解之上（吉登斯，2000），有主体的情感因素夹杂其中。在现实的决策中，我们又只能作这种简化，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轻松地做到这种简化的，总是有一些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如对自己的健康、对他人的行为、对环境的卫生等，都疑心很重，严重的，我们称之为精神病患者）。而这种简化就存在发生以外的隐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以存在风险是绝对的，没有风险才是相对的 。

在对未来事件做出决策时总是面临风险，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回避风险的 ，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不难发现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倾向于冒风险，如买彩票、炒股，甚至孤注一掷地豪赌、探险等，对此，我们作如下解释：一方面是不同的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知不一样，即虽然客观的不确定性程度是相同的，但大家对它的判断不一样，如购买彩票，其中奖的可能性是固定的，但有的人或许就会认为中奖的可能性太小，几乎就是不可能（实际上也是如此），但有的人就会认为希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热衷于购买，极端的还会不惜血本地疯狂购买。我们不能想象，这些购买者会在主观上认为中奖的机会渺茫的情况下做出如此的决策，虽然可能也还有很多其它的因素影响购买彩票的行为，但人们对这一不确定性事件的主观认知、判断是关键的因素，所以对可能性事件的主观判断一直就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Kahneman,1982）。另一方面，不同的人做出决策或者判断的预期时限不一样（即在多远的未来考虑问题），也就导致对风险的回避方式也不一样，预期的时限越长，可能越能权衡利弊，从而能够接受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与风险相伴随的不仅仅是损失或灾难性后果，而且还有机遇与意外的惊喜，从长远来看，只要后者大于前者，冒风险就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本身不能解释为是对风险的有意追求，事实上刚好相反，只不过这种回避风险的形式不一样罢了。庄子在“齐物论”篇中所讲的“朝三暮四”的故事就说明，猴子的预期只能考虑到当前（早晨），虽然“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实际上是一回事，还是愿意选择“朝四暮三”。这与现在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斯科特提出的“农民道义经济”的问题，是很相似的，也是一个预期时限的问题，即农民的处境使得他们没有从长远来进行预期的可能，他们更愿意接受按照收成交租的灵活形式，而不是固定的地租形式，虽然从长远来看，前者要比后者重得多。究其关键，还是一个预期的时限问题，农民预期的只是一年时间，如果按照固定地租形式交租，而这一年又收成很差，他们就没有粮食维持一年的生活（斯科特，2001）。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所谓理性决策的问题。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风险的存在是普遍的，而在决策时对风险究竟采取何种态度，取决于主体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与预期的时限。要做到所谓理性的决策，那么一方面就是要尽量改善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它既受对于客观信息的把握，也受主体性格、气质的影响，对于前者，完全信息的获得在实践上不可能，对于后者，究竟是将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的可能性估计得高一点好，还是估计得低一点好，这取决于另外一方面，即预期的时限，从短期的预期看来，可能将不确定性事件的可能性估计得低一点可能更“理性”一些，从长期来看，可能估计得高一点可能更“理性”一些。如农村在引进新品种时，已知新品种的产量是老品种的两倍，但因为对雨水的要求很高，一旦达不到要求可能就会比老品种还差得多，所以对于农民来说，可能还是对新品种丰收的可能性估计得低一点好，因为一旦歉收，就没办法对付一年的吃饭问题了，现实条件不允许他作长远的预期，这也就是斯科特的“水齐脖子”的理论。同样，现代企业虽然被认为是理性决策的典型，但它同样也面临农民的这种情况，只不过在程度上或许要比农民好一点，在现实中，企业对于资金的分配上，也会考虑到常规产品的稳定利润与风险投资的可能性的高利润之间的搭配，虽然从一个很长的时期来说，风险投资可能总体上获利更多。所以所谓理性决策，其理性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关键要看我们用多远的未来时段进行衡量。不同主体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时限不同，也就没有办法做出谁的行动更理性一些的比较，因为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我们最多只能说以多长的预期时限来作预期更“理性”一些，或者说冒多大的风险相对更“理性”一些。

所以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从主观心理预期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经济行为，尤其是从预期时限的角度来考察经济行为，更有利于解释、预测现实生活中个人、团体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视角。

参考文献：
〔1〕苏国勋，1988，《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5页。
〔2〕马克斯·韦伯，1997，《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第17页。
马克斯·韦伯，1997，《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第8章。
〔3〕汉迪，《超越确定性——组织变革的观念》，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8页。
〔4〕吉登斯，2000，《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第24页。
〔5〕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7月。
6 Daniel Kahneman 1982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