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里，汪秀珍经手的大大小小案件不计其数，与各种各样的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就是她的日常工作。这些犯罪嫌疑人中，上至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下至进城打工的农民，只要有证据证明他涉嫌犯罪，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她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解读了强奸嫌疑人与受害妇女的心理。

　　有些强奸案很复杂

　　长期与涉嫌强奸犯罪的嫌疑人打交道，汪秀珍在办理强奸案时最大的感受是“对犯罪嫉恶如仇”。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每个受害者都有一颗破碎的心。面对那些无助的受害姐妹，有时我也流泪。我必须履行职责，要把罪犯绳之以法。我一直努力工作的动力，就是用我自己的手，将罪犯送上法庭。”

　　强奸罪是一种严重危害妇女和社会的犯罪。它的本质是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但这种犯罪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

　　有一个变化，让汪秀珍十分感慨：“现在有一些强奸报案很复杂，许多结果甚至让我们始料不及。有的受害妇女到公安机关报案，说自己被某人强奸了，但是经过我们审查，根本就不是强奸案。”她举了一个例子——

　　2002年，我受理了一起案件，被害人报案指控犯罪嫌疑人入室抢劫强奸。刑警队进行现场勘查，在受害妇女家中提取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经过指纹比对，得知犯罪嫌疑人是几年前在北京犯罪后被判刑后正在服刑的犯人。我与监狱联系，得到的答复是这个人不久前刑满释放，并提供了他原籍河南的地址。西城分局刑警队立即赶赴河南，把刚刚回到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审讯时，我觉得有些奇怪。犯罪嫌疑人说他获释从监狱出来后，来到北京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回河南老家。他在回家途中，怎么就直接去了受害妇女的家呢？他又不认识受害妇女，而且从北京站到西城区的百万庄距离也不算近。我提出这个问题后，犯罪嫌疑人说，他买好车票以后，还有一段时间，便开始东游西逛。在建国门附近的一个饭店前，遇到一个卖淫妇女在到处拉客，两个人刚好撞上，就一起乘出租汽车去了百万庄卖淫妇女的家。谈好价钱后两个人便上了床。事毕，犯罪嫌疑人觉得这个女的年龄大，花600块钱太亏了，就趁她不注意，拿回了那600元钱和房间里一些值钱的东西要走，被她发现争夺起来，最终还是让犯罪嫌疑人逃脱了。卖淫妇女非常生气，到公安机关报案，说遭到了入室抢劫强奸。

　　在办案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收集证据，我们把这个报案的妇女找来，认真审查。她承认确实是向那个犯罪嫌疑人卖淫，后来被他抢走财物。最后，这起所谓的强奸案变成这样一种结果：男的涉嫌抢劫犯罪，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女的因卖淫行为，被收容教育半年。

　　不少犯罪是“临时起意”

　　汪秀珍告诉笔者，有些人犯罪的“犯意”有时是突然产生的，尤其像强奸罪，它和抢劫、盗窃、贪污等一类涉及财产的犯罪不大一样，那些犯罪要有一定的准备，甚至还要有一些周密的计划——当然，有的强奸罪可能也要有一些预谋。当人的生理需求和行为突破法律禁区的时候，强奸犯罪也就发生了。即使成了罪犯，你也不能说他就不是普通的人和正常的人，有时两者的界限很难划分，也许就是瞬间的事情。有的人昨天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也许今天就成了罪犯，“这样的变化，我们见得不少”。

　　强奸罪是一种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严重犯罪，根据《刑法》规定要判处至少3年以上的刑罚，情节严重的要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样一种严重的法律后果，大多数犯罪嫌疑人是知道的，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去越雷池？

　　为了了解这类犯罪，汪秀珍向笔者介绍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

　　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误解。同在一个单位里工作的异性同事，或者是认识很长时间的异性朋友或熟人，女方对男方只是一种友谊、熟识或者是好感，仅此而已。而男方却误认为女方一定是喜欢或看上自己了。

　　试探。比如说男方用语言挑逗，或用手拍拍女方的肩膀，拉拉胳膊和手，见女方并没有强烈或过分的反应，男方便越来越大胆。

　　临时起意。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犯罪心理特点。我曾审理过一起强奸案，这个犯罪嫌疑人与被害妇女事先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一个河南来京打工的农民，在饭馆里吃饭，酒喝得多了一些，去方便时，在卫生间公用走廊的盥洗台前，见到一个年轻妇女正在梳头。他看卫生间里没有别人，便走到妇女身后，猛地用胳膊肘套住她的脖子使劲勒，并拖到男厕所的单间，关上门，直到把她勒死后奸污。

　　侥幸。有一些来自外地的犯罪嫌疑人，他们认为自己在北京无固定住所，作案后可以轻易逃脱，警察抓不着他，所以胆大妄为铤而走险。

　　私了。案发后，有些犯罪嫌疑人以为给受害妇女一些钱就可以息事宁人，堵住她们的嘴。

　　汪警官特别希望青年女性能了解一点强奸犯罪的心理特点，“这对预防犯罪大有帮助。”她说。

　　应笔者的要求，汪秀珍也介绍了被害妇女的心理特点。

　　对“挑逗”敢于说不

　　“受害妇女的心理特点正好和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相对应。”汪秀珍说。

　　讨好（这个词不一定准确）。想和上司或自己的直接领导搞好关系，得到某些关照。例如，提级、提职、涨工资、安排好一些的工作等等，出于这样的目的，她们往往表现出热情、善解人意、体贴入微、对领导有好感等。

　　无知。有一个案例让我一直难忘。一个学社会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要搞社会调查。她想了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在想什么问题。女大学生来到街头，看到两个男青年穿得很破，身上也很脏，正坐在地上聊天。她走过去和他们搭话，询问他俩的生活情况，谈得挺投机。男青年主动要求女大学生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看看，这样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对她的社会调查肯定会有帮助。她同意了，跟着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两个男青年把房门一锁，把女大学生轮奸了。这位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就这样成为犯罪的牺牲品。受害后，她非常痛苦，从5层楼上跳下，所幸活了下来，后来她报了案。我们当然不能过多地责备她，打击犯罪、惩罚罪犯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是，由于女大学生的无知，给犯罪嫌疑人以可乘之机，是所有善良的人应该引以为戒的。

　　轻信。有些妇女防范意识差，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上当受骗。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东北的母亲，为了满足女儿的要求，借钱送女儿到北京一所收费很高的民办舞蹈学校上学，学的是戏剧舞蹈专业。第二年，学校的学费又有所增加，女孩子的母亲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便来到北京找学校的领导协商，看能不能缓交或少交一些，因为家庭生活确实困难，丈夫离婚了，就靠她一个人挣钱，但是多次协商未果。因为她老去校长办公室，认识了给校长开车的司机。这个司机40多岁，待人十分热情，很同情她的境遇，并给她留下电话号码，说她们母女在北京混不容易，需要帮忙就给他打电话。她很感谢这个司机。后来，她找到一处租金比较便宜的房子，离女儿读书的学校也不远，就想和女儿同住，还能在生活上照顾女儿。她把自己和女儿在原来旅馆住时的行李打包准备搬走，旅馆的老板是东北老乡，答应找熟人开车把母女俩的行李送过去。但是那个熟人临时有事回不来，让她等了好长时间。她想起那天校长的司机曾给她留过电话号码，便给他打电话说明情况。校长的司机很痛快地同意了，只是说晚上8点以后他的车才有空，他们约好时间地点，她带着行李等着他。司机准时到约定地点，帮她把行李放上车，然后开车上路。汽车开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到，她觉得好像方向不对，可她毕竟对北京的街道不熟悉，况且人家司机那么热心帮忙，她也不好说什么。司机说，这么晚了，你要去的地方不好走，我绕了几条道都不行。你看这样好不好，先把你的行李放在我家，等哪天有时间我专门给你送过去。她觉得不妥，可又不好说什么，也就同意了。司机把她和行李拉到自己的家里。司机有40多岁，已经离婚，还有一个儿子在身边。他让儿子出去买香烟，并叮嘱儿子买完烟后给家里打电话，如果手机开着就回来，没开就别回来。儿子走后，司机把大门锁好，开始对她动手动脚。她明白了司机的意图后坚决反对，两个人扭打起来，她把司机的身上抓破了，自己的衣服、内裤和长筒袜也被司机扯破，最终因力气敌不过司机，被奸污了。她后来立刻报了案。我审理这个案子时，曾问过她，一个陌生的司机，那么晚了，说带你去他家，你就跟着去了，一丁点防范意识都没有？她说那个司机特别热心，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是个坏人，会去做那种事。

私了。有些受害妇女，不愿意把这样的事说出去，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她们中的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找男方要钱，希望得到经济上的赔偿，这实际上是放纵了犯罪嫌疑人，使他们逃脱法律的制裁。

　　诬告陷害。几年前，我审理过一个女高中毕业生，状告她的班主任老师利用补课的时间强奸了她，而且致使她怀孕。女学生报案时，内容说得很细致，情节说得也很逼真，我们传唤了那个班主任老师，经过讯问和调查，发觉“那个人”不是这位男老师，而是和女学生住得不远的一个街坊，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女学生跟他很好，两个人多次发生性关系。她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便把“赃”栽到自己的班主任老师身上。

　　“总之，许许多多的强奸案件都很复杂，需要认真的审查和甄别，关键是要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保护好妇女的人身权利，惩治犯罪分子，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这里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汪秀珍说。

　　应笔者的要求，汪秀珍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向女性提出一些忠告。

　　“这也算是我多年办案的一个总结吧。”她说：“对异性尽量少开或不开玩笑，对单位的领导和身边的同事、熟人也是一样，不要让对方产生误解；对对方挑逗的语言或试探性的动作要敢于说不，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这一条很重要，否则对方会得寸进尺；与陌生男人打交道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遇到坏人施暴，要学会收集和保存现场遗留下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和自己受伤害的证据，这一条尤其重要；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绝不能私了。如果只要求男方经济赔偿，会使犯罪嫌疑人错误地认为花几个钱就可以随意欺负妇女，这样会导致更多的妇女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