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家网
 
热线咨询 0551—2826223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心理专题 - 工业心理学
    发表日期:2006年7月9日 编辑:cnpsy 有5795位读者读过此文 【字体:
陈立——为中国工业心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陈立,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家,教育家。在中国最早采用因素分析研究方法。发现智力的因素组成随年龄而简化,批判了斯丕尔曼g因素不变的论断,得到了心理学界的公认。积极倡导并投入我国第一个工业心理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创建了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基地,为中国工业心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立,字卓如,1902年7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一个普通手工业家庭。5岁时,母亲患病去世。在父亲的艰苦支持下,勉强读完初小。毕业后,为生计所迫,外出学手艺。初学刻字不成,后改学鞋匠,因愤于师傅的浪荡行为不告而别,回到家里。小学老师张子谋悯其遭遇,煞费苦心替他争取到一个食宿免费名额,才得继续进培元小学学习。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七省教会学校统考中得第一名,于1918年免费升入武昌博文书院读中学。入学后,他一边阅读了大量原版经典著作及不少哲学和社会科学书刊,一边投身到追求真理的正义活动中去。历任博文书院学生会主席,湖南在湖北求学学生的旅鄂同学会会长,从事一些倾向革命的宣传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组织同学上街请愿,露宿街头,不幸父亲在当晚逝世。他与当时在武汉的进步学生还利用报刊开展宣传工作。曾帮助胡石庵创办在汉口出版的《大汉报》的副刊,介绍新思潮,后又担任长沙《湘报》的特约通讯员,在该报上连续发表了《科学概论》的译稿,直到被迫停刊为止。
    1924年起,陈立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理化专业。他除学习物理学、化学等必修课外,还选修了不少生物学课程,如普通生物学、遗传学、细菌学等,每周有时竟有7个半天的实验室实验,这为他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28年毕业后,他回到武昌博文书院任教并兼教务主任。除一般教学外,他还在晚间给学生系统介绍“进化论”,引起该校英国教士的极大不满而给他警告。
    1930年陈立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公费留学英国,被推荐到伦敦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C.E.斯丕尔曼(Spearman)教授门下攻读心理学。仅1年时间就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进入实验研究阶段。他研究了O因素,一个当时尚无人系统研究过的课题。还花了一个学期到剑桥作“持续工作过程”的研究,获得F.C.巴特列特(Bartlett)教授的赏识。1933年5月,陈立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1933年6月,陈立来到英国工业心理学研究所。仅半年时间,就写出了4项研究报告。其中1篇得到所在地的厂长的高度评价,研究所将这篇论文发表了。而在该工厂工作的心理学家亨特则认为另一篇关于优化工作程序的论文有更重要的意义。
    1933年12月,陈立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在格式塔心理学大师W.苛勒(Kohler)的指导下开展“个体声调高低的差异”研究。研究尚未得到成功,即因纳粹分子猖獗苛勒本人逃往美国而告终。陈立也毅然舍弃尚有两年的博士后公费资助,决心回国,用自己所学来报效祖国。(这项研究,直到1960年才得以继续。陈立用反馈的思想作出了理论解释,结果写成“随意运动的机制”在《心理学报》上发表。)
    1934年底,陈立回国任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合聘的工业心理研究员。他教学、写书、建实验室、奔走于各工厂开展调查研究,使工业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得到初步开展。随后由于抗战爆发,工业心理学研究被迫中止。
    1939年,陈立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到浙江大学教育系任心理学教授。当时,整个浙江大学正在流亡途中,陈立不失时机地开始考察中国教育的现状。从1940年到1947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有关教育改革的论文20余篇。同时,为使心理学研究能更快地开展与普及,1941年与1942年间,他曾先后两次去中山大学研究院讲学,帮助开展心理测验工作。在此期间,还应教育部的要求,为该部计划编撰的《教育大全书》写了20几篇心理学专题文献,内容涉及因素分析、测验统计、工业心理学及心理学流派等,不下10余万字。后因国民党垮台,大部分手稿丢失,书未出版。
    陈立是位具有正义感的科学家,他从来都强调“科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并曾为呼吁改变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而发表了多篇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立第一次有了优越的社会条件去实现自己从事研究的理想。从1950年起,他指导研究生在杭州市对幼儿园到中学的万余名儿童进行测量,从中按取样分类挑选出4000多名4至15岁儿童,对其身体发展(共24个项目)进行了广泛的测量研究,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儿童生长发育现状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规模之大,在国内还是第一次,是后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先导。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工业生产的需要,他继续领导开展工业心理学研究,并亲自下工厂蹲点,使研究结合生产实际,受到工人和工厂领导的欢迎。
    60年代初,根据全国心理学会的科研规划,他又带头开展了认识过程发展规律的心理学研究,1965年,他和其他人合作在《心理学报》上发表了《儿童色形抽象的发展研究》等3篇系列实验研究报告。可是,当时姚文元化名葛铭人在《光明日报》上抛出题为《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的攻击文章,煽动整个心理学界对陈立的心理学研究工作展开批判。尽管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大,但陈立还是不畏强权,坚持真理。他当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心理学中实验法的估价问题》予以反驳。这就是心理学界轰动一时的“葛陈辩论”。
    “文化大革命”后,被迫停止的心理学研究得到恢复。虽然陈立此时已是年近8旬的老人了,但他仍怀着激动与喜悦的心情,老当益壮,一心扑在事业上。著名女作家张洁曾在其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如实地描写了他重振工业心理学的豪情。作为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陈立十分重视心理学队伍的建设与提高。在1978年全国心理学年会上,他提出举办高校实验心理学师资进修班的倡议,并主动承担了在杭州大学心理学系举办第一届进修班的任务。他还十分重视提高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影响。1980年7月,陈立任中国心理学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在莱比锡召开的第22届国际心理学会议。会议期间,我国心理学会加入了国际心理学联合会(IUPS)。陈立在大会上作了“冯特与中国心理学”的报告,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热烈欢迎。会议前后,他们还抽空访问了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回国后,陈立即着手创办《外国心理学》杂志,沟通中外心理学研究的信息。陈立任主编,他几乎每篇文章都要亲自审阅。刊物供不应求,深受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喜爱。1983年4至5月,陈立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组团去美国、英国考察工业心理学。回国后,他写了一份长达40多页的考察报告,受到国家教委和教科文组织的重视。他利用自己在国际心理学界的声望,不断邀请国际心理学界知名人士来我国访问,为促进国际科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90年代开始,陈立又把目光转向学校心理学这一应用领域。为了更加重视和促进心理学研究结合中国实际的应用,他把《外国心理学》杂志改名为《应用心理学》。他在《应用心理学》杂志上撰文呼吁加强心理系学生的学校心理学训练,毕业后能在各中小学中开展心理咨询与学习指导工作。在目前的条件下,先从普教中的特殊教育做起。为此,他组织杭州大学心理系教师展开专题讨论,并对此提出课程设置的改革方案。
    他自称“一生是个科普积极分子,从‘五四’时期起直至今天”,事实亦然。他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发起人之一,长期以来担任科普协会、科普作协的许多重要职务,领导与参加了多种科普活动。现在是浙江省科协的名誉主席。1956—1988年,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1989年迄今任中国人类功效学会名誉会长。他还担任其他一些社会职务,1984年迄今任国际组织发展学会顾问。1952年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1958年到现在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1983年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在学术研究上,陈立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他认为独尊一种理论或一种方法就是学术上的专制,是肢解和毒害心理学发展的腐蚀剂。最近他提出要让目前在心理学研究中流行的费歇尔的析因分析改弦易辙,重视科学方法论的“证伪”,他认为只有求异才能真正推动科学进步。
    “会心在四远,不是为高飞”,他引用潘天寿这两句警语以自励,默默地实践着他的人生诺言。
    在智力与测验理论上的学术成就
    关于O因素的研究 当时,心理学家J.C.弗卢杰尔(Flugel)等人曾对此进行过一些零星研究,但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存在一些漏洞。1931年,陈立结合心理物理学和心理测量等方法,首先克服实验仪器设备缺乏的困难,选了120名初中学生作为被试,对智力操作和感觉阈限等进行起伏现象的研究。这是对O因素取材最广泛而且是用个别被试进行的繁复实验室研究,对O因素的确定作出了比较详细的验证,同时证实了O因素变化的周期。
    该研究从内容说,它将弗卢杰尔从疲劳入手研究O因素推到从注意入手进行研究。这样就使得研究不囿于单一因素。从方法论讲,则从各种途径去突破单因素的局限。在该研究中,陈立对单因素分析,即斯丕尔曼的四差法亦提出不同的看法,倾向于多因素,突破了斯丕尔曼的研究框架。其结果写成博士论文《感觉阈限和智力活动中的起伏》。斯丕尔曼在其两卷集的《历代来的心理学》一书中曾加以征引。弗卢杰尔把该论文摘要地编入《智力波动的最新探讨》一文中发表。论文的最后一章O因素起伏的周期,在《英国心理学》杂志发表。因其采用移动平均法,而使时相的测量得到一个新的处置。这一统计方法的改进,倍受同行称道。一位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称它是“对时相分析的一个新模式”。
    对g因素的研究 1939年陈立针对斯丕尔曼提出的g因素不变说(至少从9岁到18岁不变),开始对智力发展规律展开研究。他编了10种测验,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近800名学生(相当于9到18岁这一年龄范围)进行测试,计算了近400个相关数据,进行了繁复的因素分析。结果证明因素组成随年龄增长而简化,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他写成的论文《一套测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分析》在美国《发展心理学》杂志上发表后,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纳斯塔西(Anastasi)首先在他的《差异心理学》中加以引证。后来,泰勒(Tyler)在其《人类差异心理学》中认为该文是对g因素的发展研究划阶段的论著。亨特(Hunt)在《智力与经验》一书中则将陈立的结论和当代发展心理学权威J.皮亚杰(piaget)的“守恒”由水平参差到划一的理论相印证。事实上,皮亚杰的理论类似于陈立论文中的结论,即因素模型逐渐简化的观点。智力的发展是循分化还是整合的途径展开,迄今仍无定论,但陈立的研究与结论无疑是至今仍在热烈争论的智力发展问题的肇始之作。
    陈立的这些理论研究,确立了他早期在国际心理学界的地位。
    1947年,陈立在美国《教育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配对测验的校正公式》一文,对沈有乾和Zubin两人繁复的配对测验计算公式做了很大的改正和简化。他认为他们设立公式的前提不是从检查知识而是从无知的随意挑选答案出发,因而缺乏效度的考虑。此外,他在教学中看到学生们使用这个公式有很大的困难,便引起简化公式的动机。为此他提出了改正和简化公式。这充分反映了他对教学的用心。作为在中国第一个介绍并应用因素分析的心理学家,陈立总觉得自己有一种职责,把好测验关,防止测验统计的滥用。为此,他曾发表过不少文章,如《我对测验的看法》、《习见统计方法中的误用与滥用》、《测验效度理论析义》、《项目反应理论初评》等等,对中国心理测验的正确应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开拓工业心理学研究、创建中国工业心理学实验研究基地
    陈立是在英国工业心理学研究所开始工业心理学研究的。1934年11月回国后,他找到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想在该研究所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心理研究所正在从上海搬往南京。陈立便在上海租了一间公寓开始写书,孑然一身,既无图书参考,也无助手相帮,埋头3个月,写成《工业心理学概观》一书,详细叙述了心理学干预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他在书的末尾,充满信心地号召国人:“中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是瞠乎后人极远,如今得迎头赶上。在这产业第二次革命(机械工业的人化)正是我们赶上人家的机会。……所以工业心理学所希望于国人者甚大。希望整个的产业界都加入这产业的大革命中以确立我国工业化的基础。”这本书的出版,为我国工业心理学研究填补了空白。汪敬熙对此书颇感满意。此后,清华大学和心理研究所合聘陈立为工业心理研究员。半年在清华教课并进行调查与实验研究;半年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去江南一带作些实地调研。在清华大学,除一般教学外,他还到南口和长辛店机车厂作调查,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并在清华大学筹建了第一个“疲劳研究实验室”。在江南的南通大生纱厂,他在第一年的调查基础上,第二年带了助教和实验员,做了整整半年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个工厂中室内气象研究》的文章,就是根据其中的部分结果写成的。他还应厂方的要求,设计了一套“纺织工操作测验”,取得了许多数据,后因卢沟桥事变,仓皇出走而散失。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带领一些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继续进行工业心理学研究。在杭州市的部分工厂,开展对事故分析、细纱工培训、操作分析、工艺流程、视觉疲劳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下工厂蹲点,对新手进行培训,充分肯定反馈在培训中的作用,受到了厂方的欢迎。1957年,陈立代表我国心理学界去民主德国考察劳动心理学。回国后,在《心理学报》上发表《民主德国的劳动心理学》一文,充满信心地描绘了我国工业心理学发展的前景。
    1961年,陈立获准在杭州大学教育系招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工业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招到第三届时,由于“四清”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被迫终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培养工业心理学人才迫在眉睫。陈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积极投入我国第一个工业心理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工作。他亲自与机械工业部等工业部门的领导联络和商谈合作,于1980年建立了与工业部门直接挂钩的面向实际应用的工业心理学专业。他在该专业的培养计划教学方案以及课程设置的设计与实施方面都作了周密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专业因此成为我国首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并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点。近10多年来,该专业不但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工业心理学人才,而且也为各个行业的厂长、经理举办了数十期管理心理学培训班,于1990年荣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陈立有关工业心理学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的数十篇论著已成为我国工业心理学研究与应用的科学指导,主编的《工业管理心理学》成为全国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材。
    1979年在保定召开的心理学年会上,陈立即按当时工业现代化的需要,提出在我国发展工程心理学的号召。他除公开发表一些文章外,还在杭州大学心理学系亲自开设工程心理学课程,要求新招收的研究生开展追踪和心理负荷等的研究工作。追踪是自动化和技能行为机制的基础研究,心理负荷问题是其当年在清华大学开始的疲劳生理研究的赓续。现在,培养出的研究生中有些已成为国内外工程心理学的重要带头人。
    陈立作为工业心理学的前驱,十分重视工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和学术创新,主张以实验研究与应用成果作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80年代初,他领导组建了工业心理学实验室,积极承担了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以及其它部门资助的大量工业心理学研究课题。主要包括管理决策心理模式、人——计算机界面特征与开发工具、显示与控制设计、汉字设计参数及显示工效、企业组织激励机制、新技术应用策略、企业改革与组织发展等重要课题。1990年,工业心理学实验室被国家计委批准为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陈立在工业心理学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对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组织管理心理学方面的理论成就
    陈立在组织管理心理学的理论思想及其应用方面,也有许多创新。这集中地体现在强调整体论和宏观工效学的思想,注重工业心理学理论与我国企业组织改革以及新技术应用的密切结合上。在1983年出版的《工业心理学简述》这一著作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管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和劳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发展趋势、理论意义、研究潜力和应用前景。他还围绕人机系统设计中的习惯与革新、企业改革中的目标管理、期望与激励等方面的心理机制,作了透彻的论述。特别是在企业组织的改革与发展这一研究与应用领域,陈立先后在《企业组织的发展与改革》(1983)、《行动研究》(1984)、《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组织发展研究》(1988)和《改革开放中企业的新秩序观》(1991)等一系列文章中,深入浅出地论述了理论原理,明确地提出了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方法学和具体实施策略。他特别强调在组织改革与新技术应用中应重视人员的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指出“组织发展与改革的结果不仅仅是生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素质的提高,并使社会成员向着全面发展的人迈进。同时,分配制度也必然要逐步改变,要使其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激励社会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陈立主张在企业组织改革中采用理论联系实际和专家与群众密切结合的行动研究方法,并注重行动研究的理论定向、长期目标以及开放系统的正反馈作用,以此推动企业组织的发展。他沿着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主题思想,从责任与权益辨证统一的观点,分析了参与管理对于工作积极性、责任感与生产效益等的独特效应,并把参与管理作为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陈立深刻地分析了改革开放形势下企业组织由旧传统向新秩序转换的特征,精辟地论述了参与决策、开放系统、耗散结构、异中求同、适者生存等组织变革的演化途径,提出了实现新秩序所要求的领导行为、多源实践和发展观点。他十分重视系统论与整体论观点,在“工业现代化中的宏观工效学”一文中,创新地提出把科学理论方法与社会组织功能分析相结合的宏观工效学思想,并且强调以更具有适应性和弹性的异阶管理和预测管理构建管理目标体系,有效地参与国际的经济大循环。陈立的上述理论思想,把我国工业心理学的理论提高到新的阶段,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广泛应用工业心理学原理和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
    勇于创新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自1924年在武昌博文书院任教开始,60余年的教学实践,加上他对教育事业真诚的关心和美好的理想,使陈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教育思想,并且不遗余力地推进着教学改革。
    首先,他提出大学智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工具”。为此,他曾建议所在的系改革课程,减少一二年级的专业课,先把一般基础打好,包括中文知识与表达能力、外语、数学或统计以及计算机技术。他自己率先用英语上课。在专业课教学中,主张改进教科书,让学生直接接触经典原著与学报中的研究论文。他非常强调高等学校开展科研的意义,认为只有科研上去了,大学教育才能真正把“工具”教给学生。为此他非常重视实验室和图书馆建设。从1979年,陈立任杭州大学校长期间起,他重点整顿了图书馆管理。要求图书管理责任到人,并要求图书馆全时开放。他甚至提议利用食堂,在食堂一角设置开架参考用书,方便广大同学学习。就实验室建设而言,陈立从事心理教学数十年,始终把心理实验放在重要地位。浙江大学屡经搬迁,在房屋不足,实验仪器缺乏的条件下,他与同事仍然费尽心机,苦苦维持实验教学。在有了适当的经费之后,就注意逐步添置仪器设备,使实验室符合当代科学和教学的要求。除了强调大学教育把重点转移到“工具”传授上去以外,他还主张改变大学教育偏斜于智育的局限,实现“全人教育”。所谓“全人教育”,即“整个人的教育”,是顾及并协调个体身心各方面的教育,使之得到和谐的发展,成为健康的人。全人教育的思想,最早见于他1943年的《大学与大学生》一文。为了实现这一教育理想,几十年来,陈立一直关心着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的发展。他曾在50年代亲自到上海音乐学院找贺绿汀,为杭州大学调来一名音乐教师。同样,他也很重视对大学生进行政治修养的培养,除政治理论课外,他还把辩论活动看成是培养学生政治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民主政治参政议政创造条件。
    与大学教育的改革相呼应,陈立力主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他认为中小学教育必需顾全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因地制宜,重视乡土教材,联系地方的人文与地理实际。然而,我国中小学教育却令人失望,学校只花费大部分时间给学生灌输与升学有关的某方面知识。这不得不归咎于大学的入学考试制度。为此,陈立主张“废除大学入学考试而采中学成绩审查办法”,最后过渡到“成绩累记法”以招收新生。即对每一个中学生各方面的表现自入学之日起就有一种标准记载,大学入学以此记载为择录标准。他曾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同意,在遵义试行过几年,得到了满意的效果。近几年,国家教委批准52所高校进行“保送招生”,可以说是类似这种思想的实践。
    陈立出任校长后,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大学管理思想。他提出四个基本问题:用人应有远见、重视实验室和图书馆、废除教研室制度、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为此,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校长——教育家》一书曾以显著的地位报道了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随着我国大学教育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陈立倡导的教育理想,必将在祖国的教育事业中结出硕果。
    (作者:王重鸣 陈芳)
    简历
    1902年7月22日 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
    1928年 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理化专业。
    1930—1933年 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获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
    1933年 在英国工业心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34年 在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35—1939年 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合聘的工业心理研究员。
    1939年—今 任杭州大学(其前身分别是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
    1950年—今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本文由 中国心理学家网 发布,转载须保留本文链接!手机浏览网页显示不完整时,请点击网页底部的电脑版。欢迎关注本站微信公共号:xinlixuejianwang

相关专题:

相关信息:
 没有相关信息

相关评论:
 没有相关评论
发表、查看更多关于该信息的评论 将本信息发给好友 打印本页
版权所有  中国心理学家网技术支持创立互联    通讯地址: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150#   邮编:230032

联系电话:0551—2826223  E-mail:cnpsy@126.com QQ:619938829  皖ICP备08103527号-3国内心理学类综合性门户网站
中国心理学家网电脑版 中国心理学家网手机版 中国心理学家网微信公共号:xinlixuejian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