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尼替我开了门。坐着轮椅的莫里正在厨房的餐桌旁，他穿一件宽松的全棉衬衣和一条更为肥大的黑色运动裤。衣服显得宽松是因为他的腿已经萎缩得脱了形--用两只手围住他的大腿部分已经绰绰有余。他站立起来的话，身高不会超过五英尺，也许六年级学生的牛仔裤他都能穿。

　 "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我说着递给他一只包装纸袋，我从机场来这儿的路上去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火鸡、土豆色拉、通心面色拉和硬面包圈。我知道他家里有许多食品，我只是想有所表示。我在其它方面一点也帮不了他。我还记得他对吃的爱好。


　 "哈，这么多吃的！"他高兴地叫道。"行，现在你得和我一起吃。"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桌子四周放着柳条编制的椅子。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弥补中断了十六年的信息，很快就转入了彼此都熟悉的大学时的谈话轨道。莫里提问题，然后听我回答。有时他会打断我，像厨师一样撒上一点我忘记了的或还没有领悟的佐料。他问起了报业的罢工，他始终无法理解双方为什么就不能靠开诚布公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明智的。


　 他有时要停下来上厕所，这得花上些时间。康尼把他推到卫生间，然后抱他离开轮椅并在他小便时扶住他。他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乏。


　 "还记得我对特德＆#183;科佩尔说过的话吗，用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了？"他说。


　 我笑了。那样的时刻你是不会忘记的。


　 "唔，我想这一天就快来了。它令我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失去自理能力的最后界限：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但我在努力适应它。我会尽力去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又要当一回婴儿了。"


　 这想法真与众不同。


　 "是啊，我现在必须与众不同地去看待人生。要能面对它。我不能去购物，不能料理银行的帐户，不能倒垃圾。但我仍可以坐在这儿注视那些我认为是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有时间--也有理由--去那么做。"


　 这么说来，我既带着幽默又有些尖刻他说，我想，要找到人生意义的关键就在于不倒垃圾。


　 他大笑起来，于是我也释然了。


　 等康尼把盘子端走后，我注意到了一叠报纸，显然他在我到来之前读过它们。


　 你还在关心时事？我问。


　 "是的，"莫里说。"你觉得奇怪吗？你认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就不必再去关心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了？"


　 也许。


　 他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是不该去关心它们了。毕竟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但这又很难解释得清，米奇。正因为我在遭受痛苦，我就更容易想到那些比我还要痛苦的人。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波斯尼亚那儿的人在大街上奔逃，被枪打死，都是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不禁哭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就像感受自己的一样。我并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可是--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同情他们。"


　 他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换一个话题，但他轻轻地拭了一下眼睛，挥手阻止了我的念头。


　 "我现在老是哭，"他说。"没事的。"


　 真不可思议，我暗自在想。我在新闻媒体工作。我报道过死人的消息。我也采访过那些不幸的家庭。我甚至还参加过葬礼。我从没哭过。可莫里却会为半个地球之外的人流泪。是不是人之将死都会这样，我问自己。也许死亡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它令互不相识的人也会彼此报以同情的泪水。


　 莫里对着手纸大声干咳起来。"你不会觉得奇怪吧，男人也流泪？"


　 当然，我脱口而出。


　 他咧嘴笑了。"嘿，米奇，说话别有顾忌，有那么一天，我会让你感到流泪并不是一件难堪的事。"


　 是啊，是啊，我说。


　 "是啊，是啊，"他说。


　 我们都笑了，因为他二十年前就这么说过。大都在星期二说。实际上，星期二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日。莫里的课大部分在星期二上，我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辅导时间也定在星期二--从一开始这就是莫里的主意--我们总是在星期二坐到一块，或在办公桌前，或在餐厅里，或在皮尔曼楼的台阶上，讨论论文的进展。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