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
　　在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欧洲的精神分析学运动发生了两起大分裂。这两起分裂是在原先居于此新兴科学要津的阿德勒和容格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两起分裂运动声势都很浩大，很快就有许多人追随他们。但他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理论上的新创造，而是借助于他们所提出的一种诱惑手段——他们说可以不必排斥精神分析学的实际内涵，而可以把其中一些令人可厌的成(本站的咨询师之家为咨询师朋友提供同城聚会的场所)分驱逐出去。容格想给精神分析作一种抽象的、非人格性的和非历史性的解释，以便借此避免婴儿性征、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以及对幼儿时期进行心理分析等重要观点和重要方法。阿德勒似乎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认性的重要性，把人格和神经病的形成(本站的咨询师之家为咨询师朋友提供同城聚会的场所)，统统归结为人类的权力欲及弥补人体体质缺陷的欲望上。他把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心理学原则，弃之不顾；然而，他所抛弃的东西又被他以别的名义进行改头换面，然后又强行挤进他所设计的密闭系统中，比如说，他的所谓“男性的抗议”，其实就是不正当的、带有性的色彩的压抑作用。……
　　弗洛伊德的这一段话，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所发生的重要分裂。
　　很明显，这次分裂的发生并非偶然。早在“精神分析运动”兴起之时，便已埋下了分裂和对立的种子。在纽伦堡大会上，阿德勒与斯泰克尔就已经对弗洛伊德把大会领导权交给“外国人”——瑞士人容格——而不满。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次分裂不仅起于组织上的分歧和领导权的争夺，而且，主要是起于学术观点上的根本性分歧；由此看来，这次分裂是不可避兔的。
　　同阿德勒的分裂是在一九—一年发生的。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因为这一分歧不仅意味着组织上的分裂，而且，更重要的，它意味着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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