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坐在计程车中，他说：“加杜那德！”这就是事实：他可以离开这幢公寓，他可以把钥匙留在那儿，他可以睡在大街上，但他却没有离开她的勇气。去火车站找她是一种绝望行为，但去伦敦的火车是唯一一条线索了，唯一一条她留给他的线索。让·马克不想忽略它，无论它的可能性有多么渺茫。
当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开往伦敦的火车还在。他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买了票；大多数乘客都已经上车了。在严格监督的月台下，他最后一个上了火车。警察们和经过检查易燃易爆物品的专门培训的德国犬四处巡逻。他那节车厢里坐满了脖子上接着相机的日本人，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
随后，他就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荒谬感到惊讶，他正在一辆很可能根本没有他要寻找的人的火车上。三个小时之内，他就能抵达伦敦，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儿。他的钱只够买回程车票。他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迷迷糊糊地走上月台，准备回家。但他身边没有钥匙，又怎么回去呢？他已经把它们留在了门厅的小桌子上。当他又一次清醒过来后，他才知道那个手势是向他一个人表示的伤感。看门人还有一把复制的钥匙。自己随时可以向他拿，他犹豫不决地望向了月台尽头，却看见所有的出口都关闭了。他叫住了一名警卫，问他如何才能离开这儿。这名警卫说，已经不可能了。为了安全起见，一旦上了火车，他就不能下来。每个乘客必须呆在那儿，作为他没有投放炸弹的保证；这儿有伊斯兰教恐怖分子和爱尔兰恐怖分子，他们都梦想着在海底隧道进行一次大屠杀。
他回到了火车上，一个检票的女乘务员微笑着看着他；所有的乘务员都微笑着。他想：这更多更夸张的微笑，就预示着这火箭将驶入死亡隧道。这火箭乘载着来自不同国籍的勇士。美国的，德国的，西班牙的，韩国的旅游者。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在这次大战中作一次冒险。他坐了下来。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又站起来，准备去寻找尚塔尔。
他进入了第一节车厢。在通道的一边是供一个人坐的躺椅，另一边是供两个人坐的；车厢中部的椅子是面对面的。坐在那儿的乘客正在一起热闹地聊天。尚塔尔在他们中间。他看见了她的背影：他感到一种强大的触动，几乎是滑稽的，她那梳着过时发髻的模样。她坐在窗口，参与着那活跃的交谈。那些人只可能是她公司的同事。那她并没有撒谎？无论这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可能。不，她一定没有撒谎。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听到了更多的笑声，并从中辨认出了尚塔尔的，她很开心。是的，她很开心。但这却深深伤害了他。他注视着她的姿势，它们是多么地活跃，这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他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他看见她的手有力地上下挥舞；他觉得他根本不可能辨认出那只手；它是另一个人的手；他不觉得尚塔尔背叛了他，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感到，她似乎已不再为他而存在，她去了其他地方，走人了另一种生活。如果他遇见她，他将会再也认不出她来了。
42
尚塔尔用一种好胜的语气问：“一个特洛斯凯伊特怎么会变虏诚呢？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听说过马克思的名言‘改变世界’吧？”
“当然。”
尚塔尔靠窗坐在他们公司年纪最大的同事对面，一位文雅的，手指上戴满戒指的夫人。在她旁边，赖拉正继续着：“唔，我们这个世纪只让一件模糊不清的事变清楚了，人不能改变世界，永远也不能。这是我作为一名革命者从我的亲身经历史得出的最终结论，一个被每个人理所当然，心照不宣地接受了的结论。但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刻的结论。这一个是有关神学的。它说：人类没有权力改变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令。”
尚塔尔开心地看着他：他不象一个给他们上课的人，倒象是一个煽动者。这就是尚塔尔喜欢他的地方：他用这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所做的一切就是一种对好莱坞传统的改革或是标新立异的一种挑衅。他总是用上那种语气，即使他在叙述一件最传统的事实。而且，当它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最传统的事实(“把资产阶级送上绞刑架！”)会不会变成现实呢？传统可以变成墨守成规，墨守成规的可以变成传统，这都是—眨眼功夫发生的。重要的是走到每一种情况的极端的决定。尚塔尔想象赖拉在1968年的学生风潮中，在动乱大会上，用他充满智慧的，逻辑的，冷嘲热讽的风格滔滔不绝地宣扬着格言：常规性的反抗注定要失败；资产阶级没有权力存在下去，工人阶级不懂的艺术应该消失，为资产阶级的兴趣服务的科学是没有价值的，教这些的人必须被赶出大学，对敌人没有自由可讲。他提出的主张越荒谬，他就越是引以为荣，因为从没有意义的观点中提炼出富有逻辑的意义需要有超群的智慧。
尚塔尔回答道：“好吧，我同意，一切改变都是有害的。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来保护这个世界不被改变。唉，但这个世界根本就不能停止它疯狂的改变……”
“……而人只是一种工具，”赖拉打断了她的话，“火车机车的发明为飞机的设计播下了种子。而飞机的发明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火箭的产生。这种逻辑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换句话说，它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你可以把整个人类换成另外一种，但从自行车到火箭的变革仍然是相同的。人只不过是个操作者，而不是变革的创造者。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操作者，他并不知道他操作的意义何在。这种意义不属于我们，它只属于上帝。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服从他，而他可以做一切他想做的事。
她闭上眼睛：一个甜密的字眼“杂交”在她脑中出现，并占据了她的意识。她默默地对自己念道：“杂交的念头。”这些毫无关连的观点怎么会一个接一个地在她脑中出现，就象两个情妇在同一张床上一样？在过去，这会激怒她，可今天却让她出神：她知道赖拉过去所说的和他今天所说的虽然截然不同，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两种观点同样精彩，因为所有的话和观点带着平等的价值，可以一个挨一个，躺下来，相互依惯着，爱抚着，混合着，欺骗着，拥抱着，结合着。
一个柔柔的，有些轻微颤抖的声音从尚塔尔旁边传了过来：“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呢？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呢？”
那是坐在赖拉旁边的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的声音。尚塔尔很崇敬她。尚塔尔想，赖拉现在坐在两个女人之间，他必须从中作一次选择：浪漫的，或是愤世嫉俗的。她听见那位夫人小小的申辩的声音，好像极不情愿放弃她可爱的信念，但同时(在尚塔尔的想象中)带着一种不被承认的希望，保卫着它们。她想看到它们被她圣人般的英雄所赞同。她的英雄现在向她转过头来：
“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向上帝提供新人类。因为圣经，我亲爱的夫人，—没有让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它只要求我们繁衍后代。爱上另一个人，然后生育。记住这些：“爱上另一个”的意义是由“生育”决定的。这种“爱上另一个人”的爱与慈善的爱，怜悯的，精神的，性欲的爱没有一点联系，它只意味着“做爱！”‘支配！”(他放低了他的声音，凑到她耳边)‘性交！”(这位夫人象一个虏诚的信徒一样看着他的眼睛。)它，只有它，构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其他的都是没有意义的。”
赖拉的理由象一把剃刀一样锋利。尚塔尔同意：两人之间成功的爱，忠诚的爱，只为一个人付出的爱——不，那是不存在的。如果它存在，它也只能作为一种自我惩罚，一种固执己见，逃人修道院之中。她对自己说，即使它真的存在，爱情也不应该存在。这个念头并没有让她觉得很痛苦，相反地，它却在她体内制造了一种极乐，并在她全身蔓延开来。她想起了有关那朵在所有男人之中穿棱的玫瑰的想象，并对自己说，她一直被爱情束缚着，现在，她要遵循玫瑰的神话，融人那令人晕眩的芬芳中。在她的思绪中，突然出现了让·马克：他仍然在家吗？他已经离开了吗？她完全不感到激动，仿佛她在想的是：罗马是不是在下雨，或纽约现在是不是好天气。
无论他对她的影响有多么小，关于让·马克的回忆还是让她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在车厢尽头，她看见一个人正转过身去，走人另一节车厢。她想她认出来了，他是让·马克。他想躲避她的目光。可那真的是他吗？她没有去追寻答案，而是望向窗外：风景越来越差了，地面越来越灰白，平地上矗立起越来越多的塔架，混凝土建筑物，电缆。扬声器中开始播音：几秒钟后，火车将驶人海底隧道。而实际上，她已看到火车象一条蛇一样驶入一条黑洞洞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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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海底了。”那位文雅的夫人说。她的嗓音泄露了她害怕而兴奋的心情。
“进入地狱了。”尚塔尔补充道。她相信，赖拉喜欢那位夫人更幼稚一些，更惊讶一些，更害怕一些。她现在觉得自己已成了他的恶魔般的助手。她喜欢那个把这位文雅的，拘谨的夫人带到他床上的念头。她的想象发生的地点并不是在伦敦某个豪华的宾馆里，而是在被火焰嚎哭声，烟雾，魔鬼所包围的讲坛上。
现在，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了，火车正行驶在隧道中。她感到自己正远离丈夫的姐姐，远离让·马克，远离审查，远离间谍行动，远离她的生活，远离她所坚持，并为之担忧的生活。“在视线中消失”这句话突然在她脑中出现，她惊奇地发现，这接近消失的旅途并不那么令人忧郁。在她神奇的玫瑰的支持下，它是柔和的，欢乐的。
“我们越走越深了。”那位夫人焦虑地说。
“去真理所在的地方。”尚塔尔说。
“去那儿，”赖拉补充道，“去有你问题的答案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活着？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盯着那位夫人。“生命的本质，是生育生命：它是分娩，还有位于它之前的性交；性交之前的，引诱，那就是接吻，在风中飘动的长发、丝质内衣，剪裁精致的胸罩，以及任何引起人们性欲的东西。就象好的食物——如果没有好的烹调方法，就会成为一种没人想再品尝的过多过滥的东西，但这种食物却是每个人都要买的——除食物之外，还有排泄。因为你知道，我亲爱的夫人，我美丽的令人喜爱的夫人，你知道，吹捧卫生纸，尿布在我们的职业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卫生纸，尿布，洗涤剂，食物，这是人类重要的循环。我们的使命不仅是要去发现它，抓住它，计划它，而且还要让它变得美丽，让它唱歌。由于我们的宣传，卫生纸的销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亲爱的。焦虑的夫人，我建议你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但那是废墟，废墟！”那位夫人说，她的声音就象一个被强奸的妇女一样悲痛地颤抖。“它只是上了妆的废墟！我们给废墟上了妆！”
“是的，很精确。”赖拉说。在那句“很精确”中，尚塔尔听出了他从这位文雅的夫人的悲痛中得到的快乐。
“但生命的壮观在哪儿呢？如果我们宣布食物，性交，卫生纸都不适用了，那我们还会是谁呢？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那我们应该为我们自身的什么而自豪呢？就象们告诉我们的，自由的存在？”
尚塔尔看着这位夫人，想，这是一个纵欲的理想受骗者。她想象着人们剥光了她的衣服，用铁链锁起她苍老的，文雅的躯体，强迫她悲痛地陈述她幼稚的想法。在她面前，他们在性交，在暴露他们自己。
赖拉打断了尚塔尔的幻想：“自由？当你在你的废墟之外生活的时候，你可以开心也可以不开心。你的这个选择就构成了你的自由。你有这个自由把自己融人到带着痛苦或快乐感觉的大多数人的熔炉中去。”
尚塔尔感到一个微笑在她脸上形成。她认真地思考着赖拉所说的话：我们仅有的自由就是在苦痛和快乐之中选择。既然这所有无关紧要的一切就是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就不应该痛苦地忍受着它，而应该学会享受它。她注视着赖拉冷漠舶脸，散发着违反常理的，充满魅力的智慧，她充满爱慕却绝无欲望地注视着他。他对自己说(仿佛她已完全清除了刚才的幻想)；他在很久以前就把他所有的男性能量化成了他有力的，逻辑的力量，化成他在他的工作队伍中所拥有的权威。她想象着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当赖拉继续用他的话吓唬着那位讨人喜爱的夫人的时候、尚塔尔谨慎地消失在一个电话亭中，在那儿向他们承认所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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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本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俄国人，所有人的脖子上都接着相机，下了火车。让。马克试图让尚塔尔从他视线中消失。宽阔的人群好像一下子浓缩了一样，消失在月台下的自动扶梯处。在自动扶梯尽头的候车室中，一个电影剧组冲向前去，后边蹬着一群笨手笨脚的乌合之众。他们挡住了他的路。从火车上下来的乘客们被迫停了下来。当一些孩子从边上的楼梯下去时，人群中传来一阵喝彩声和喊叫声。他们都戴着头盔，不同颜色的头盔，仿佛他们是一个运动队，摩托车或是滑雪比赛的运动队。他们就是被拍的人。让·马克踞着脚尖，想高过那群人的头顶，寻找尚塔尔的踪影。终于，他看到她了。她在这一纵队孩子的另一边；一个电话亭中。她把听筒举在耳边，正在说着什么。让。马克想努力为自己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他推操着一个脖子上挂着机相的人。那人气愤地踢了他一脚。于是，让·马克用胳膊肘猛击那个人，只差没有砸落他的相机了。一个警卫挤了过来，他要求让。马克在拍摄结束之前不能离开。就在这时候，尚塔尔走出了电话亭。他的目光与尚塔尔的相遇了。他心急如焚地想接过人群去，但那名警卫随即紧紧地夹住了他的手臂。让·马克痛得弯下腰去，于是，尚塔尔又在他视线之外了。
最后一个戴头盔的孩子走过去了，那个警卫终于松开了他，允许他离开。他望向那个电话亭，但它已经是空的了。一群法国人在他身边停住了脚步，他认出他们是尚塔尔的同事。
“尚塔尔去哪儿了？”他问其中一个女孩子。
她用一种责备的语气回答：“你才应该知道她去哪儿了。你向她发出了信号，我全看见了，你毁了一切。”
赖拉的声音插了进来：“我们走吧！”
那个女孩儿问：“那尚塔尔呢？”
“她知道地址。”
“这位先生，”那位手指上戴满了戒指的优雅的夫人说，“他也在找她。”
让·马克确信，赖拉见过他，就像他见过赖拉一样。“你好。”
“你好。”赖拉回答道。他微笑着：“我看见你在与人发生争执，一个人对一群人。”
让·马克想，他从那个男人声音里听出了一些同情。在他的痛苦中，它就象一只向他伸出的援助之手。他想抓住它；它就象一点火花，在片刻之间向他承诺了友谊，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他们并不相识，而仅仅出于一种对突然产生的相互同情的好感。他们准备帮助彼此。它就象一个美丽的梦，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他自信地说：“你能告诉我你们下榻的宾馆的名称吗？我想到时打个电话或直接过来看看尚塔尔在不在。”
赖拉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她没告诉你吗？”
“没有。”
“那么，很抱歉，”他友好地，几乎是遗撼地说：“我不能把它告诉你。”
那火花一下子被掐灭了。让·马克突然感到肩膀上被那个警卫扭伤的地方隐隐作痛。他绝望地离开火车站。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只是沿着路向前方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他所有的钞票又数了一遍。那些钱足够付回程的车票，但再也没有多余了。如果他已下定决心，他可以立即离开。今天晚上，他就能在巴黎了。显而易见，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作法。他在这儿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但他仍然不能走。他绝不能走。只要尚塔尔在伦敦，他就不能离开这儿。
但他还必须省下回程车票的钱，所以他也不能住旅馆。那他睡在哪儿呢？突然，他意识到了，他对尚塔尔的声称最终得到了证实：他最深的使命感，是为了一个边缘人，为了一个舒适地，真实地，但却是在完全不确定的临时环境下生活着的可加入任何一方的人。突然，他在这儿恢复了自我，他回到了那些他本该属于的人中去：那些段有屋顶遮蔽他们的一无所有的穷人中。
他回亿起他与尚塔尔的争论。他有一种幼稚的想法，想要她立即就站在他面前，然后他就可以对她说，看，我是对的，我并没有骗你，我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无关紧要，无家可归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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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了，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寒气逼人。他选择了一条一边有一排别墅，另一边有一个由铁栅栏围成的广场的街道。那儿，在沿着广场的人行道上，有一排木制长椅。他坐了下来，感到精疲力竭。他想把腿放到长椅上。他想：它确实就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一个人把他的腿放到一张长搞上，然后夜色降临，他睡着了。那就是一个人如何在一夜之闯加入了流浪者的队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
然而，不久，他就强打起精神、控制住自己的疲劳，一下于坐了起来，就象教室里的一名优秀的小学生。他的背后全是树，他的前方，马路对面的别墅。它们的结构都很类似，白色，三层，门前都有两根圆柱，每一层都有四扇窗户。他仔细地观察着这条少人问律的街道上的每一个过路人。他决定一直呆在那儿，直到尚塔尔出现。等待，是他能为她，为他们两人做的唯一一件事。
突然，街道右边三十米开外处，有一幢别墅的所有窗子都亮了起来。有人从里边拉上了红色的窗帘。他猜，可能是某个时髦的家伙要开个派对。但他很惊讶地发现，竟没有一个人进去。是他们一直在那儿，但却到现在才开灯吗？或者是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所以没看见他们的到来？上帝网，如果因为睡着了而错过了尚塔尔该怎么办呢？突然，他被一种纵欲的怀疑惊得目瞪口呆。他的耳边又回响起了那句话“你很明白为什么要去伦敦”，那句“你很明白”突然让他产生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念头；伦敦，那个英国人居住的城市，那个不列颠的家伙，布列坦尼克斯。在火车站，她是在给他打电话，她是淡了他才离开赖拉，离开她的同事们，离开所有人的。
一种妒忌感包围了他，强烈而令人忧伤——这种妒忌与那种他站在打开的衣橱前或是当他向自已有关尚塔尔背叛他的可能性问题时的那种抽象的，纯精神的妒忌不同。它是那种与他青春期时的妒忌相同的，刺穿他身体的妒忌，即郎伤害他伤害得让人不能忍受的妒忌。当他想象着，尚塔尔把自己给了另一个男人，极其顺从地，积极地，他简直都快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站起身来，奔向那幢别墅。那扇门被一盏提灯照得很白，他转动门把手，门开了。他走了进去，看到了铺着红色羊毛毯的楼梯。他听到楼上的动静，就上了楼。二楼的乎台被一个长长的搁物架占据了，上面不仅有外套，还有(他心头一紧)一些女人的套装，几件男人的衬衣。他愤怒地穿过那堆衣服，冲到一扇双重门外，它也是白色的。突然，他感到有一只手重重地搭在了他隐隐作痛的肩膀上。他转过身来，只觉得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呼出的热气喷到了他的胸口上。那个人穿着一件t恤，臂上纹着花，嘴里还蹦出几句英语。
他挣扎着想摆脱那只手，那只让他感到越来越痛，并把他推向楼锑口的手。在那儿，由于仍然在挣扎，他差点失去了平衡。在最后一刻，他抓住了楼梯扶手，才不致于摔下去。他垂头丧气地慢慢下了楼梯。那个纹身的男人跟在他身后。当让·马克犹豫不决地在门口停了下来时，那个男人就举起一只手，命令他离开，嘴里还用英语喊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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