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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6年7月14日 编辑:cnpsy 有6097位读者读过此文 【字体:
人格与政治:政治心理学领域核心关系分析

【作者简介】王丽萍(1969- ),女,山西平遥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人格与政治是政治心理学领域中的一对核心关系。有关人格对政治行为影响的假设,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有关促进对政体具有支持性作用的人格成长的关切之中。这一假设经由拉斯韦尔的开创性的政治学阐释而获得了普遍的专业认可。然而政治学的一般研究却往往忽视人的因素对政治过程的影响。阐明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政治学的研究。本文从基本概念的分析入手,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摘 要 题】心理学分支
【英文摘要】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is the core of political psychology.In general political studies,factors pertaining to human beings are often neglected,bu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furthering political studies.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some basic concepts concerning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and then attempts a further study of its core relations.
【关键词】人格 政治 政治心理学
    Personality/politics/political psychology
【正文】 

     尽管在心理学上关于“人格”的界定众说纷纭,在以往的研究中将人格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方式也错综复杂,但是,如果我们研究政治却又不提“人的因素”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则是我们政治思维中最深层的谬误了。人格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政治心理学中,对人格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领域。
     一、基本概念分析
     人格(personality)也译为个性,其词源是拉丁文persona,意指希腊罗马时期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后来,这个词演变为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而在心理学中被看作个人的面具,主要指个人的整体心理面貌,并“可以根据一个人的一贯行为模式加以描述”[1](P2)。与人格概念的产生相对应,对人格的研究是从戏剧和传记素描开始的[2](P581),而其后人格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发展,一方面是人格的概念进入科学领域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使人格概念成为心理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中被更多使用和分析的概念。
     许多学者在人格与政治的研究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对人格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却绝非学者们愿意更多地投入精力的领域,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感到没有办法以符合其学术标准的方式对人格进行分析。而难以界定的“人格”概念,更是让学者们感到困惑。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格”一词都缺乏行为的参照和客观的确定性,因而也规避了严格的分析和评估。历史上,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教条似乎否定了对人格进行科学检验的需要,而现在由于临床传统领域的理论发展,人格的概念依然难以客观化。[3](P29)尽管“人格”一词的使用还存在许多分歧而远未达成一致和共识,但这一现象的存在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学者们在使用“人格”的概念时一般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有组织的内在倾向,一是历时的稳定性或一致性。
     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了林林总总的有关“人格”的定义。人格概念的难以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一般性(或全球性),因而需要借助于在不同程度上比较明确的客观参照物,依据次级概念来加以理解。在这种意义上,G.奥尔波特(G.Allport)和H.奥德伯特(H.Odbert)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而R.卡特尔(R.Cattell)则将这一工作发扬光大。卡特尔从标准英语词典中搜集了有关性格的18,000个词汇,然后又从中编选了4,504个词汇,并进一步将这些词汇归纳为171个“同义词组”,从而扩展了“人格范畴”。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中,“人格”概念的难以界定还在于其对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有着不同的含义,而且对后者而言比对前者有着更为复杂的隐含意义。即使是对心理学家而言,由于每个人对人格概念的使用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要求一个规范、统一和经典的定义非常困难,进而出现了人格理论的多样性,以及在描述个体性格构成时所使用的术语的数量和性质的多样化,其结果就是“人格”概念界定的多元主义。尽管如此,心理学家使用不同的术语来阐释其理论,但一种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可以很容易被引入其他的理论。而且,在“人格”代表什么的问题上,心理学家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即“人格”是指用以解释个体行为在对不同刺激作出反应时的规律的一种概念。与此同时,人格理论家对于人格的结构也存在不同认识。而不管他们所强调的具体特征是什么,心理学家对“人格”概念的使用是非常广泛和普遍的。对他们而言,“人格”包揽了所有重要的心理规律。
     对政治学家而言,“人格”的概念只具有非常有限的意义,或仅仅是指从政治学文献中关于政治行为与被贴上“人格”标签的东西的相关性的大量陈述中推导出来的。首先,政治学家在使用“人格”的概念时通常将政治态度排除在外;其次,政治学家往往进一步将这一术语的使用范围缩小到仅指临床传统领域的心理层次――内在冲突与自我防卫及其表现。政治学家将“人格”等同于自我防卫,将“人格与政治”等同于个人精神病理学对政治行为的作用,从而准确地辨明了政治与社会分析中一以贯之(如果不是相互矛盾)的一个线索。[4](P4)
     尽管政治学家在分析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时往往是在特定的背景中使用“人格”概念,但仍然不能摆脱心理学家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政治学家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的规范与影响。因此,一些获得较广泛认同的对人格概念的界定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诸多关于“人格”概念的界定中,阿多尔诺(T.W.Adorno)的定义很有代表性。阿多尔诺认为,“人格是一种内在力量的持久组织。它帮助个人决定在各种情境下的反应,因此形成包括内隐与外显过程在内的行为的一致性。但是,不论行为是如何的一致,它和人格毕竟不是同一样东西,……人格的力量并不是反应,而是反应的准备动力。”[5](P5)中国心理学家陈仲庚曾经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举了自奥尔波特1937年总结的有关“人格”的50多种定义之后西方学者提出的15种人格定义。[6](P47-48)这15种人格定义被称为现代人格定义。
     由于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发展还相当落后,还根本谈不上对这一领域人格的研究乃至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对“人格”这一基本概念的界定,倒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研究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基础。尽管这些内容还不足以满足政治心理学领域人格研究的需要,但政治心理学领域的人格研究却至少应以这些内容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二、人格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尽管政治心理学中对人格与政治间关系的研究遭到了有力的反对[7](P33-62),但人格以不同方式对政治信仰与政治活动产生影响的事实却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人格对政治行为影响的假设,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有关促进对政体具有支持性作用的人格成长的关切之中。这一假设经由拉斯韦尔的开创性的政治学阐释而获得了普遍的专业认可。但是,有关人格是塑造个人政治信念和活动的稳定而一致的品质的理论观点,仍然不过是一个强有力的智力诉求,一个植根于心理分析经验和已融入政治学文献的临床资料的诉求。[3](P39)
     在政治心理学的视野中,对这一观点的阐释和表达是与间接的学习和直接的学习之间的区别联系在一起的。阿尔蒙德(G.A.Almond)区分了“显性”社会化与“隐性”社会化之间的差异。在理论层面上,克努森(Jeanne N.Knutson)则用图示的方法强调了人格与政治关系中人格对政治的单方面影响。这些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和人格研究之所以缺乏普遍性,其主要原因是太多的研究者只在单一维度上展开研究,似乎这一维度是存在于真空中的东西。[3](P43)
     人格是存在于文化中的现象。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方法是出现于20世纪上半期的理解个人心理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间关系的一个雄心勃勃的努力。由于其时可用于这一研究的概念工具和方法工具都过于原始和简单,这种努力在20世纪60年代宣告终结。[8](P89)尽管如此,这种努力还是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其后续影响对推进政治心理学中人格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
     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没有被正确认识,或是被忽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格作为一个变量,它的影响并非在政治过程的每一个点上都产生。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格的作用也不是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每一个时刻都能被感受到。但是很显然,人格对于理解一个人如何扮演他被分配的角色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分析人格与政治卷入的两个维度(即活动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很有意义。其中,人格与政治活动的关系涉及诸如活动的数量(冷漠、顺从、活跃)、活动的类型(领袖、追随者、参加者、决策者或执行者)和活动的性质(灵活的、僵死的、有创造性的),人格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则属于政治活动的可能方向和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强度的问题。
     在政治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中,与个人政治活动有关的许多人格特征都被孤立起来加以研究。效能或能力是得到最多研究的人格特征。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对“政治效能”进行研究以来,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兴趣不断扩大。对人格的这一单向度的研究及其理论基础虽然没有受到质疑,但其他大量的研究却表明在内在的能力感和个人介入政治活动的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在人格理论中,效能感与个人所拥有的心理能力的程度已经被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不同程度的效能感与活动的水平直接相关。
     对离群(anomie)和疏远(alienation)现象的研究也表明了人格研究对于理解和预测政治活动的重要性。离群和疏远现象指政治上的一种无力感,是与效能感相对应的东西。这种无力感一般源于对政治知识和其他特定知识的缺乏,并很明显地与对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卷入的缺乏相联系,同时还一再地被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其人格意义上的含义需要给予认真评价。
     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另一个人格维度。迄今为止的研究对于这一人格特征与政治活动水平间的关系尚无明确定论,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观点,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威主义是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混合物。根据已有的研究,权威人格也存在不同的倾向,但不同倾向的权威人格如何影响政治活动却仍未得到足够的研究。因此,有关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提出了对政治与人格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的要求。
     权力动机是学者们研究人格的又一重要领域。但是,自拉斯韦尔在1930年提出政治活动对于补偿未被满足的自尊需要至关重要的论点以来,这一在心理上特殊而单一的维度对解释政治活动水平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非但如此,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以霍妮(K.Horney)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所有的需要,包括对权力的需要,都可以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功能。另外一些观点则认为,将政治领袖视作受到被狭隘地界定的需要的驱使,是过于简单了。
     对以上提及的人格的多种特征的研究,不仅是为了确定人格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还是对已经成功地通过政治选择(自我选择)过程的个体角色扮演的数量和质量的评价。
     在理论上与个人的信仰体系结构(而不是构成)有关的人格特征,即教条主义的(或武断的)属性是影响个人政治活动的又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大量的实验室研究表明,在从观念封闭到观念开放的一个连续的维度上,位于观念封闭一端的个体在政治上非常重要的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位于另一端的个体。焦虑是观念封闭的个体的典型特征。观念封闭的个体由于在接受新信息方面的困难,可能会直截了当地拒绝与其信仰冲突的信息,或可能凭直觉扭曲信息以使他们能够接受。观念封闭的个体还可能不加分析地接受对他们有吸引力的信息并按照对他们有吸引力的信息行动。实验证明,观念开放的个体一般在面对新的、与其已有信仰相冲突的问题时,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从而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新的信息。因此,观念开放的个人比观念封闭的个人在解决问题时要花更多的时间。这一人格特征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最明显地表现于投票行为中。在政治投票中,大多数有党派倾向的人不会关注其他党派的宣传,从而抵制其他党派的影响。一些学者对领袖人物的研究也表明,教条主义是使其与新信息隔绝,从而无法为达到其声明的政治目标履行职责的人格特征。
     各种人格变量不仅与政治活动的方向和强度有关,还与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关联。由于人格变量的复杂性,有关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间关系的研究只能确切地表明在人格变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向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却不能确定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人格变量与政治意识形态方向间关系难以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文化的影响。如果认为心理健康广泛建立在满足特定需要的基础上,那么,与人格有关的跨文化意识形态差异就成为一个研究在特定国家中人格类型的比率和社会分布的问题,以及在那个国家中与人格相互作用并产生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文化价值和环境限制的问题。[3](P44-55)
     政治行为研究中人格变量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人格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也是探索性的。要推进人格与政治行为间关系的研究,首先要在人格有可能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维度的研究领域中放松限制;其次,当一个特定的政治行为重复表现出与某一人格特征的关系时,要在可以整体把握个人人格的概念框架内将这些特征相互联系起来;最后,还应持之以恒地对各种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人格对个体行为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3](P55)如果说这些要求是对研究方法提出的要求,那么对研究者的要求则是应保持观念开放、有创造性和学术探索精神,在知识修养方面要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能通过观察和反思,更好地认识人格与行为间复杂的互动关系。[3](P56)
     三、对权威人格类型的研究
    “真正的政治人格是一种复杂的成品。”[9](P11)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人格类型作概念及理论上分类。正是这种分类深化了人们对人格与政治间关系的认识。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学者们在有关人格类型的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譬如,遁世、愤世嫉俗和顽固强硬等特性就经常被研究者用来将人格和政治信仰、行为联系起来。被称作“权威人格”的人格类型就展示了不必要地感受其所处环境的威胁、具有“自我排斥冲动”、普遍遁世、对与其不相像的人敌视和怀疑、倾向于等级和秩序等特性。有关人格类型的另一种划分方法是随弗洛伊德心理学而产生的。
     在有关人格类型的研究出现之前,虽然弗洛姆和马斯洛已经对“权威性格”("authoritarian character")进行了研究,但一般认为,对人格类型的研究始于对德国纳粹典型地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的研究。有趣的是,身为纳粹的德国心理学家最早涉足了对人格的类型分析。1938年,耶尼施(E.R.Jaensch)发表了《反类型》(Der Gegentypus)一书,报告了他对一种一致的人格类型的发现:反类型(the Gegentypus)或其反类型(Anti-Type),并以此为纳粹行为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一个由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A.J.C.)的支持下对反犹太主义的人格因素进行了研究,并于1950年出版了《权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书。由阿多尔诺、弗伦科尔―布伦斯维克(Else Frenkel-Brunswik)、利维森(Daniel J.Levinson)与桑福德(R.Nevitt Sanford)等学者合作的《权威人格》对人格的类型进行了另一种界定和分析,其本意是探求反犹太主义的心理根源。但实际上,《权威人格》的作者们经过反犹太主义量表(Anti-Semitism Scale,A-S Scale)、种族中心主义量表(the Ethnocentrism Scale,E Scale)和政治与经济保守主义量表(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ervatism Scale,PEC Scale)之后发展和提出了他们认为已达到了人格层次的F量表,为人格与政治倾向间关系的测量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成为日后学者们研究权威人格时难以绕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如果说权威人格只是不同人格类型的一种,那么对于与之相对或不同于它的其他人格类型到底是什么,学者们没有明确的认识。其中,有的学者对是否存在一个非权威主义(nonauthoritarianism)的模式(其中,自由价值和对偏见的反对是已被很好地内化的真正良知的不同方面)还没有把握[10](P327),有的学者则在其研究中将不同于权威人格的其他类型的人格笼统地概括为平等(equalitarian)人格。[11](P478)非但如此,学界对于权威人格的定义也没有取得共识,而普遍使用和接受的办法是用权威人格的一些具体表现来取代对其进行界定。但是,权威人格的心理学界定的缺失无疑使人们对这一重要的心理现象的理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政治心理学对人格类型的研究只不过是对权威人格类型的研究;也就是说,在自权威人格的概念出现以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对权威人格的研究基本上就构成了人格类型研究的全部。
     权威人格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类型,其具体表现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症候群,对这一症候群所作的具体分析则部分地揭示了权威人格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并形成了权威主义的现象学。权威人格不仅是政治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概念,还是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不同的研究领域由于研究取向的不同,权威人格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也有所不同。对于政治心理学领域中政治分析的目的而言,权威人格的核心品质是“权威主义侵犯”("authoritari anaggression")和“权威主义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即权威主义者的统治―服从倾向。具有这一倾向的个体往往会在其认为地位较高、有权势的人面前贬低自己,而在其认为软弱或劣势的人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阿多尔诺形象地将这一人格特征比作骑车人的本性(Radfahrernaturen):“对在上者鞠躬,对在下者踩踏。”("Above they bow,below they kick.")[12](P103)这一形象的妙喻堪称对权威人格的最经典的描述,同时也明确地表明了权威人格在两个方向上的所指:它不仅指在上者的人格取向,还指在下者的人格取向,从而对消除人们由“权威人格”字面意义所引申出的对其含义的误解至关重要。
     权威人格既指高地位者对低地位者的态度取向,又指低地位者对高地位者的态度取向。假设以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为基点,如何判断哪些人的地位比他高或比他低,便涉及具有权威人格的个体采取什么标准来确定自己与他人的相对关系。于是,研究权威人格的学者提出了与政治有关的又一重要现象,即具有这种人格特性的人往往是以权力为标准来确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这一类型的人对于人际关系中的地位高下、谁在上和谁在下等问题都极为敏感。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这一类型的人在认识世界时所表现出的普遍的僵化;这一问题虽与政治有一些距离,但对政治的影响却绝对不能忽视。这类人强调秩序而厌恶无序,并将其僵化的分类强加于复杂而微妙的世界,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差异。构成这一人格类型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因循守旧”,就像里斯曼(David Riesman)所说的“由雷达控制的”、他人主导的人格,即特别敏感于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普遍标准而缺乏适应环境应具备的灵活性。[7](P104)
     权威人格的这些特性对于政治领域中的行为具有非常直接的意义,并且以不对人们的常识形成压力的方式保持前后一致:对下属的控制;对上级的恭顺;对权力关系的敏感;以高度结构化的方式感知世界的需要;对类型模式的过分使用;对其环境中一切通行价值的坚持。[7](P104)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人格特性作为权威人格的主要现象,是仅就其外在表现而言的。结合其产生的不同背景即其动力机制,权威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类型又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自我防卫类型(ego-defensive type)和认知的权威主义(cognitive authoritarianism)。其中,自我防卫类型是出于自我防卫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基本的权威类型。具有权威人格的人往往在外表上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恭顺,而事实上却对其有着强烈的消极情感,在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中他们之所以能隐藏其消极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强大的和原始的自我防卫本能。权威人格者对自己消极情感的压抑通过另一种途径找到发泄的出路:他们将面对强势者和优势者时所压抑的敌对情绪发泄到了他们自认为是弱势者、劣势者和非权威者的人身上。权威人格者对自我情感的压抑,一方面使其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悲观、消极,另一方面又使其情感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受到抑制。此外,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对外部指导的依赖如因循守旧(接受其所处环境中流行的价值)、模式化(接受广泛流行的描述性类型与模式)、迷信(相信人受到神秘力量的支配)以及对不明确性的不容忍和对僵化类型的套用等,既是自我防卫类型人格的重要表现,也是其情感能力和认知能力受到抑制的后果。
     自我防卫类型提出了被假设存在于“外化和自我防卫”(externalization and ego defense)的态度与行为模式。这一类型强调非理性,即强调自我如何将主要精力用于维持内心的平衡,而内心的平衡或自我防卫涉及避免专横以及冲动与良心之间经常冲突的要求。[7](P106-108)
     自我防卫类型和认知的权威主义与其说是两种不同的权威人格类型,还不如说是权威人格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层次或水平;或者说,出于自我防卫需要而产生的自我防卫类型的权威人格是导向认知权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自我防卫类型的权威人格所表现出的一些症候,使这类权威人格者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足以导致认知权威主义的偏差和误导,进而使其作出不适当的和有缺陷的反应。譬如,在根本不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他们看到了这种关系,对人际关系中的细微差异和微妙的东西不敏感,等等。研究认知权威主义的学者假设认知权威主义的特征存在于特定文化或亚文化中流行的对现实的通过学习获得的概念,而不是自我防卫人格类型所描述的反应形成的神秘过程,其行为模式是其成年生活真实状况的较为准确的反映。
     自我防卫权威人格类型和认知权威人格类型所表现的倾向都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有关学者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并不存在分歧。比较复杂并引起很多混乱的是被称做“劳动阶层权威主义”(working-class authoritarianism)的似乎根源于简单的认知学习的权威主义,而在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权威主义倾向似乎更多地以难以接近的动机源泉为基础。[7](P110)
     权威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类型在个体与群体有不同的表现,而传统研究方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对权威人格的研究与对作为群体现象的研究是完全分离开来的。由于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群体和文化中的,对权威人格者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尽管个人人格受到其所处环境的重要影响,但个人人格类型并非必然与环境人格类型一致,即个人人格与环境人格不一定匹配。
     学者们的大量研究还表明,群体认同或情感寄托预示了对其他群体的歧视。其中,不同的群体认同对其他群体有着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典型的“美化本群体或对本群体有着积极态度”的种族中心模式是与对其他群体的不宽容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建立在一个群体的自信感和安全感基础上的群体倾向对其他群体可能会产生宽容和接受的态度。对此,学者们得出结论认为,具有安全感的群体很少表现出群体间的倾向,而不安全的群体对其他群体则具有明显的歧视。而且,这种自认为不安全和受到威胁的群体不仅会仇视其他群体,还会不惜牺牲群体中个体的自治与自律来强调和要求整个群体的凝聚与团结。相反,具有安全感的群体的认同与团结则可能伴随着对本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宽松的、宽容的和自由的取向。
     虽然大量的研究都假设甚至表明威胁或焦虑产生了高水平的权威主义。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权威主义和不宽容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不足。在环境威胁与权威主义的关系中,与其说权威主义倾向会随环境威胁的增加而加强,不如说是权威主义与作为其后果的态度和行为表现(如不宽容)之间的相关性会随环境威胁的增加而加强。[13]
     对权威人格的研究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在学者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从总体上看,人格类型研究比个体研究对政治心理学作出了更重要、更积极的推进。[7](P118-119)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既往学术传统:对个体所进行的案例研究主要是由临床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完成的。临床学家的主要兴趣是治疗个体病人,历史学家的兴趣则是进行文献研究;类型研究是心理计量学家们历时半个多世纪不断完善分类、解释的标准和程序的结果。以个体人格需要为基础或为取向的人格对政治的影响,虽然也承认社会化过程对人格需要的塑造,但更强调人格对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的单方面的影响。在有关人格与政治间关系的研究文献中,以方法和理论探讨为取向的研究者与传记作家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对个体政治行为者的分析可能并不足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如果能从可获得的大量资料中选取对其人格的功能具有解释作用和价值的证据,对个体政治行为者的研究获得类似多样本以及类型研究所能获得的标准化和准确也是可能的。有关个体政治行为者人格与政治间关系的研究,尽管有许多是由传记作家完成的,但也被纳入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范畴。然而,对不同类型的政治行动者进行心理分析,即对不同类型的人格进行分析,则更多地引发了研究者的专业研究兴趣,也更吸引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由于人格概念与性格概念在涵义和使用方面非常接近,一种习惯用法是“将人身上的人格现象称为性格,而学科领域上性格的研究又称为人格”[6](P66)。正是由于人格与性格的这种关系,对性格类型所做的研究也可以看作对人格的一种类型研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政治性格产生了政治行为的重大差异。其实,政治性格的概念不仅强调某些基本的个性动力,而且还应强调某些特殊的行为。
     四、人格与政治的关系分析
     人格对政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克努森关于人格与政治间关系的图示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图示作为对理论假设的一种抽象的和高度概括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将它与现实一一对应起来。也就是说,人格对政治是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答案的定论,因此许多学者围绕人格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
     人格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指某个个人的人格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指某一类型的人格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是泛指作为普遍现象的人格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具有集合意义的、宏观的现象正是政治学传统的关切对象。从对个体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推导普遍意义上的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或从某一类型的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推导普遍意义上的人格与政治的关系,要么存在没有充分利用有关构成集合的部分的心理证明的可能性的弊端,要么会陷入心理学的还原论。而且,从心理类型中得出集合性结论的努力,经常会被仅仅从历史过程和社会政治结构中归纳出个人心理的错误推理所破坏。[4](P120-122)因此,有关人格与政治间关系的一般性结论,不能简单从个体人格与政治的关系、从某一人格类型与政治的关系中推导出来,更不是以上各种关系的简单相加。要避免出现将人格与政治间关系简单化的问题,应首先有严谨的态度,将这一关系可能涉及的关键概念认真加以界定并仔细区分开来。
     在有关人格与政治间关系的诸多概念中,人格结构(personality structure)、政治信仰(political belief)、个体政治行为(individual political action)、政治结构与过程(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rocesses)等是经常被提及的概念。人格结构与信仰体系是内在于个体的不同层面的东西,一个层面的状态和变化并不必然带来另一个层面的相应的状态和变化。这是因为“潜在于人格和信仰的心理成分可以发生相互独立的变化”,而且“人的心理需要可以通过许多可选择的渠道来表达”,同时“由于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漠,其政治倾向的获得都是很偶然的,并不涉及其深层人格源泉”。权威人格研究的出现,除了其学术传统的影响之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气候,尤其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以及与本土主义相关的激进的右翼运动在美国的出现,是其更直接的原因。这一研究从一开始就忽略了权威人格的性质特点可以通过极右政治信仰之外的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可能性。早期权威人格研究未关注非右翼权威人格的缺陷的另一个表现,是它将权威人格者的种族偏见和政治保守态度看作界定权威人格症候群本身的一部分。虽然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权威主义人格特点确实非常符合右翼权威主义意识形态,但对一些人来说,其人格特点也许通过其他的政治形式表现出来,也许根本就不通过政治形式来表现。[4](P124-125)
     具有某种心理倾向的人并不必然按照人们所预期的方向作出某种行动,也就是说,在心理倾向与行动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依据人们的某种心理倾向便得出他们将会有某种行动,实际上是将心理倾向与政治行为的关系简单化了。处于特定环境中的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非但会受到其心理倾向的影响,还会对环境作出积极的反应,甚至以他人无法预期且有悖于其人格倾向的方式对环境作出反应。M.史密斯(M.Smith)在解释这一关系时认为,在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中,人格倾向和环境因素都必不可少,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关于人格倾向和环境因素哪一个更重要的学科间争论则是“愚蠢的和过时的”。[4](P126-127)
     即使关于政治行为的决定因素中心理倾向与环境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轻易得出结论认为心理倾向再加上个体政治行为就是具有集合意义的政治结构和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现成的公式和方法,只有一些学者提出的有建设性的建议。[4](P127-140)
     权威人格作为最引人注目的一种人格类型,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也同样引人注目。与在有关人格与政治间关系这一一般问题上出现的情况一样,在权威人格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权威人格与社会、经济等环境因素对行为所起的作用哪一个更大,也是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无疑,权威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结构,它只表明某种倾向、可能和潜力,它是否表现于行为还有赖于包括社会环境在内的其他诸多因素。
     在有关权威人格与政治的关系中,权威政治领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由于测量权威人格的F量表中的许多指标都来源于有关纳粹领袖的丰富文献资料,人们很容易将权威人格与极权领袖直接联系起来,但权威人格并不必然导向极权领袖:极权领袖还需要特殊的能力、时机、人们的接受性以及不可胜数的机会成分。而且,领袖角色中的权威主义行为与人格中的权威主义并非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具有权威人格的人如果恰巧是一个学术机构的领袖,他极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民主的学术环境;反过来,一个不具有权威人格的非常民主的教师则会轻而易举地有意创造一个专制的社会环境。[10](P334)由于权威人格与领袖角色中的权威主义行为并非相随而行,将权威人格与政治行为简单联系起来,不仅是对二者关系的简单化,还是对二者关系的误解和扭曲。因此,要准确把握二者的真实关系,应该将领袖角色中的权威主义行为与人格中的权威主义区分开来。
     在论及权威人格与政治的关系时,权威人格经常与偏见等一些与政治态度有关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相关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权威人格与偏见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有的学者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人格与偏见及种族中心主义的因果关系。

     在这里,人格是在文化的大背景下与代表不同政治态度的偏见及种族中心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的。
     特定的文化目标模式和世界观,对于潜在于偏见和种族中心主义,以及或许是范围更大的社会政治的、集体的和意识形态现象的相互关联的模式至关重要。相关的研究也表明,在威胁―控制或竞争―主宰的目标模式或世界观方面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社会更倾向于产生偏见、种族中心主义和冲突。在两个方面都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社会更是如此。梅隆(Jos D.Meloen)所做的世界范围的跨国研究也表明,国家水平的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对其社会中的权威主义态度和权威主义政府以及在激烈冲突中的卷入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同时,即使同是威胁―控制的文化也存在多方面的差异,而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狂热、道德的自我正当性(self-righteousness)和对不一致与反常的不容忍,是导致这些差异的权威主义信仰体系的主要成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就是其文化特征在政治上的重要反映。南非文化的形成是与其殖民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当荷兰殖民者由最初的拓殖地向内陆扩展时,荷兰殖民者与当地土著黑人居民、与英国殖民者的旷日持久的冲突也开始了。当时拓殖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孤立、危险、战争和极度的不安全,进而在南非形成了以强烈的群体意识、注重群体凝聚、保守主义、一致性和普遍的种族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于是,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间形成了在宗教信仰、种族差异等方面的两大阵营。在南非这样的威胁―控制社会中,群体内(ingroup)与群体外(outgroup)的差异被看作道德上正当、正常和善的东西与坏、反常和不道德的东西的差异。“恐惧是情感上的动力,而结果则是道德上的排斥。”[8](P103-105)将文化的概念引入人格与政治、权威人格与政治的关系中,实际上是把文化与人格看作偏见、种族中心主义和激烈冲突的并列的驱动力。
     学者们提出的用以测量人格的各种量表,都是将一些政治态度用于对人格的测量和定位,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人格与构成政治重要方面的政治态度之间具有重要关联的前提。这种测量方法将不同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不同人格的重要标识或参照系,实际上不只是将人格与政治联系起来,说明人格与政治之间存在一定关联,还用反证的方法证明了人格对政治(政治态度)的影响。
     政治民主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它与人格的关系也为政治心理学家所关注。经验研究表明,自我评价低的人在社会压力下更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更容易顺从社会期望,更容易屈服于社会影响。在低自我评价阻碍社会学习的意义上,它又可能使一个人偏离其社会的官方价值,而不是服从这些价值。但是,对民主观念而言,危险仍然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因为这时的个人更不可能坚持民主约束的原则,他作好准备加入对非传统的或仅仅是对他而言不熟悉的观念的攻击。“他可能是一个顺从习俗者,而不是一个顺从者。”同时,倾向于社会影响的人可能往往是最不容易受到影响的人。他意欲服从的愿望和未能做到的事实可能源于同样的人格特征:低自我评价。如果说自我评价之类的人格特征对于普通公民的信仰具有这样的影响,那么对于政治精英而言也是如此。[14](P158-160)
     实际上,人格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相关性,而不是仅指人格对政治的决定作用或政治对人格的类似作用。退一步讲,即使可以假定人格对政治具有影响乃至决定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也是有条件的。这也是一些学者尽可能将人格影响政治的条件具体化的原因。[14](P109)譬如,格林斯坦将领袖人格对政治产生影响的条件归结为这样一些情形:政治环境不明朗;政治领袖缺乏可能导向塑造感知和解决模糊问题的“在社会意义上标准化了的精神机制”;领袖并未面临对所有可以替代的行为轨迹的社会约束;领袖并不在群体氛围中作出决策;领袖没有从他人那里获得暗示的强烈的需要;领袖对于政治的具有很强影响的介入;考虑中的政治法案或是自发的,或是需要大量的努力。
     人格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丰富的复杂性。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当然首先要承认人格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对研究方法上的要求是多元化的,但应充分认识到对人格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作概念分类和理论分类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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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AUL M.SNIDERMAN.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A].Political Psychology: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C].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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