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空城计”，经过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的铺陈渲染，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可是，一般读者大概想不到，“空城计”竟然还是历史上的一桩公案。

　　第一个记述“空城计”的是晋人郭冲。他在《条诸葛亮五事》中说，司马懿率领20万大军来攻，其时“城中兵少力弱……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司马懿“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但是宋人裴松之在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时，经过一番考证，得出了郭冲“举引皆虚”、“实皆可疑”的结论，认为根本不合事理。今天，对于郭冲所记，难究是非。但是十分有趣的是，在诸葛亮之后，又出现了多次“空城计”，谨举几例为证。

　　《南齐书·高帝纪》记肖承之为济南太守时，城被敌兵包围，肖承之命令“偃兵开城门”，众将劝道：“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肖承之答道：“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待之耳。”围敌“疑有伏兵，遂引去”。《旧唐书·良吏传》记崔知温任兰州刺史时，“有党项三万余众来寇州城，城内胜兵既少，众大惧，不知所为。知温使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俄而将军权善才率兵来救，大破党项之众”。《旧唐书·北狄传》记“吐蕃论钦陵等率众十万人入寇湟中”，守将李谨行“素不设备，忽闻贼至，遂建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叶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肖承之、崔知温、李谨行皆师诸葛亮“大开城门”之故智，而围敌竟皆重蹈司马懿之前辙，“疑有伏兵不敢进”。历史上的多次“空城计”，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被事实反复证明的东西，总不能还被认为不合事理吧？

　　那么，“事理”在哪里呢？遇到敌人大军压境，城中“兵少力弱”的态势，一般来说，闭门免战，静候援兵，同时示敌以己方军兵精良，粮秣充盈，给敌人一种假象，当是上策。但诸葛亮却出人不意，坦然告诉司马懿：城中兵少，且无防备。这本是实情，但这种实情又能使司马懿不敢相信它是实情，结果正如肖承之所说，“示弱”反而“见强”，围城之军终于不敢进。这就是所谓以诚行诈，以不欺售欺。产生这种“诚中之诈”、“不欺之欺”的效果，是符合现代军事心理学上的“错觉”理论的。司马懿生性多疑，根据诸葛亮用兵从来“持重”的特点，在一座空城面前，他只能得出毫无戒备里面隐藏着杀机、升平景象背后埋伏着重兵的结论。这就是当前的知觉与过去的经验相矛盾而造成错觉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