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删节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
[摘  要]：本文就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的前沿研究进行概括和梳理。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有一定的交叉，但研究的目标、假设和方法却殊异，这提供了经济学和心理学交叉研究的方法论依据；近年来心理学的一些新发现大大扩展了经济学对偏好和效用理论的认识；心理学的一些发现对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产生了质疑；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发现能对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反常现象进行有力的解释，所有这些预示着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关键词]：经济学  心理学  交叉学科  

一、引  言
经济学和心理学是人类学科门类中的两大重要知识门类，两者的研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前者研究个人和厂商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其研究目标是要揭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最后的均衡结果；后者是研究一定的社会环境或情景下个人和集体的行为特征及动机，其研究目标在于理解和认识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情境下的决策、判断及其背后的动机和根源。其实早在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这样的内容交叉就一直存在和延续着，曾经有数不清的经济学家阐述和研究过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及二者之间的关联，这些经济学家有Adam Smith（1859）、Jeremy Bentham（1789）、Jevons（1879）、Edgeworth（1881）、Alfred Marshall（1890）、Keyens（1890）、Max Weber（1922）、Jacob Viner（1949）……然而，自从1890年William James的《心理学原理》产生的一个多世纪来，心理学的很多发现却一直受到经济学的排拒和坚决反对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样的研究才有比较大的进展，一是，经济学家开始正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逐渐将这些成果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Chamberlin,1948; Allais, 1953; Markowitz,1952; Simon,1955; Siegel,1959; Strotz,1955等等）；二是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利用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原则处理理论问题（Ward Edward,1954;Miller,1956;Tversky,1967,1969,1972,1974,1977,1980,1982;Plott,1983;Kahneman,1972,1973等等），至此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才提到了该交叉学科的研究议事日程上。本文认为：经济学和心理学尚在发展，它们对人类行为的认识程度在提高，因此，简单地给出任何一种肯定的结论也许并不科学，而且很可能还会误导更进一步的研究，而真正科学的态度也许是：看何者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和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本文并没有就经济学对心理学的影响进行回顾和评论，相反，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简要地回顾和梳理这些心理学发现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以及经济学的发展有所助益。本文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二部分对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假设之间的差异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从心理学有关偏好的一些新发现入手，重点讨论了经济学上的偏好理论、效用理论及其现实扩展；第四部分着重阐述心理学上有关人们形成判断和信念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偏差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质疑；第五部分讨论心理学的发现在经济学中的一些应用；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展望。

二、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前提假设和方法差异
从研究假设来看，传统经济学常常借助两个关键的假设来模型化个人的经济行为 ：一个是理性假设 （rationality assumption），所谓理性，是指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消费者和政府等会利用一切可用的信息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二是自私自利假设（self-interest assumption），是指经济行为人始终以自身的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作为决策的目的。换句话说，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等都是理性的“经济人”（economic man），一般而言，他们都会利用最佳的方法收集各种与己有关的信息，然后对它们进行细致精确的计算，最后，在此基础上会合乎逻辑地和理智地选择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这一说法有这样三层涵义：一是信息是完备的，“经济人”能够获得信息并充分利用这些可获得的信息；二是“经济人”的决策方式是前瞻式的（forward-looking），即他能够考虑到他当前决策对于未来的后果；三是“经济人”的决策结果是优化决策的结果，因而不存在所谓有意识的人为偏差。这三层涵义意味着经济学中的行为人在决策时将主要受制于信息和物质等外在因素，换句话说，经济行为人的决策不过是对这些外在刺激的一个良性反应，它与行为人可能受到的内在刺激关系不大。反观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领域，它们则主要将人类的行为视作为一个能够进行编码和解码的反应系统来研究，只不过是人类这个认知系统并不象机器系统那般，只会对外在刺激做出机械式和程式化的反应，相反，人类是以一种自觉的和理性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过程。当然，心理学也承认“理性”在这个系统中的地位，但是，心理学并不象经济学那样对“理性”推崇备至，它们认为理性本身以及它在人们行为决策中的影响程度还尚待研究。不仅如此，认知心理学还认为整个人类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还受制一些不自觉的、非理性的甚至冲动性的因素，比如，情绪、环境、行为人原先的信念和脑中的记忆留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而不单单是理性决策结果。相较而言，内在的刺激在很大程度上将作用于人类的行为本身，而外在的因素对行为的作用程度则相对小些，所以，人类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是如此复杂，简直难以用“理性”穷尽。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设的数学化和正规化、推理的逻辑化和一些复杂的经验检验等。这样一来，一个正规的经济学理论就必然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命题——一个严格定义的目标函数、一个决策信息集以及一系列的约束条件，然后，在这些条件下对目标函数进行最优化求解，这样，如果数学求解正确的话，那么，该经济理论便可能被认为是构建正确。否则，该经济理论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传统经济学求解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然而，问题似乎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经济学所进行的这些前提假设、所使用的这些研究方法必将产生这样一个必然结果：经济学家必须对人类的认知、偏好和行为进行高度的简化和概括，否则，经济理论就难以构建。但是，“有所得必有所失”，经济学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在客观上遗漏了人类行为中一些难以简化和概括、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内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心理学并不必受制于理论的数学化、高度的抽象化和概括等方面的影响，它完全可以对人类行为的一切本质特征和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因此，心理学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该问题是否能够被简化和概括，而是哪些因素将会影响到行为人的决策过程，以及这些影响行为人决策的因素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如何。因此，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经济学和心理学的问题似乎便成为这样一个两难抉择（trade-off），一方是以问题的正规化、抽象化和一般化见长（经济学），而另一方则以问题的非正规化、现实性和多样性见长（心理学）。
概而言之，从研究假设来看，二者之间是如此悬异，前者重视外在刺激，后者则重视内在刺激；从研究方法看，前者是正规化、逻辑化和实证化，而后者则不受制于此，它更强调问题的本质特征、现实性和描述性。尽管在这两方面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差异悬殊，但是，从两者的研究对象来看，它们都涉及到对人类行为的研究，都涉及到人类内在动机与外界刺激的关系这一范畴，因此，经济学和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一定的融合和交叉也应该是情理中事。另一方面，由于双方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许恰恰可以提供我们把握人类行为这个复杂而又动态的问题的更多视角，从而为人类更好地、更加科学地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提供良机，这也许正是我们从事心理学与经济学相互影响研究的方法论依据。

三、不确定性与偏好理论、效用理论
（一）参考依赖、损失规避、敏感性递减与偏好水平
近年来，心理学对偏好问题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参考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就是这些新发现之一。所谓参考依赖，是指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他的个人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于决策者个人心理上的那个参照系，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福利和境况的总水平。比如，一个储户原打算将自己闲置不用的美元存入当地银行，他心理上的利率水平为0.8%左右，因为这是他在美国所看到的利率水平，可是，当他到回当地以后才发现，当地银行美元的挂牌利率只有0.56%，大大低于他的心理价位，于是，他大失所望，不仅没有存钱，而干脆将自己原先已存入的美元也拿出投资房地产生意。参考依赖是心理学家Helson（1964）发现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理。当时，他发现：人们在对温度、亮度、声音等的变化作出反应的过程中，过去已有的经验或者现有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温度、亮度、声音等的适应水平。后来Kahneman和Tversky于1979年在研究消费和收入的关系问题时再次印证了该原理。参考依赖反映了现实中人们对偏好的认识可能与经济学家们眼中的偏好并不一样，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的消费水平ct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比如，传统的效用函数为Ut(ct)，它表示某消费者在t时刻消费量为ct时，他的消费带给他的效用水平。这样，若我们以rt代表该消费者的参考水平，那么，他的效用函数就应修改为 Ut(ct, rt) ，其中，rt成为第二个自变量，它主要取决于过去的消费量或者自己预期的消费量。
另一个与参考依赖相关的原理是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损失规避意味着人们在面临同等数量的损失和收入的时候，对损失的反应要比对收入的反应来得更加敏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x轴的正半轴代表收入，而以它的负半轴代表损失，y轴代表损失或收入带来的负效用或正效用，那么，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轮廓图形。值得注意的是，从图上可以看出，第三象限的曲线较第一象限的曲线更为陡峭，它说明人们在面临损失时表现出损失规避，而在面临收入时并不如此；两条曲线中间的交点是c=r时的情形，它表示损失和收入相等，消费量等于参考消费量，这时他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也未损失什么，因此，他的效用水平为零。需要明确的是，在经济学中，凹效用函数也可以表示这样的情形，即金钱损失带来的负效用大于相同数量的收入带来的正效用，但是，凹效用函数说明的主要是风险规避这一事实。这里，损失规避的含义与风险规避是两码事，前者是决策者对同等数量的损失与收入的反应程度大小不一，后者是决策者对收入和损失的反应程度相同。二者的区别之处在于：前者的效用曲线在参考水平处突然发生急剧的变化，而在风险规避的情形中，其效用曲线在即使有小额收入时仍是原来的样子。图2给出了风险与效用之间的关系 ，OA代表了风险爱好，OB代表风险中立，OC代表了风险规避的情形，如果将这两张图放入一张图中，情况便显而易见。
损失规避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它是Thaler（1980，1985）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原理是：一旦人们拥有一种商品以后，他们就会比没有该商品以前更加珍视它。Kahneman, Kentsch, and Thaler(1990)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对此概念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一次会议前，有1/3的人桌子前面被放了一个零售价格为5元的饰花杯子。会议开始后，所有面前有杯子的人均被告知该杯子已属他们所有，每位杯子的接受者同时收到一份调查表，调查表告诉他们：杯子的接受者有权卖掉该杯子，但是，卖价随后才能决定：(a)卖掉杯子，得到卖价数量的货币；(b)留下杯子，当然可以将它带回家。结果，所有已拥有杯子的人（卖方）的卖价范围从0.5到9.5元不等。而那些没有拿到杯子的人（买方）同样收到一份调查表，调查表告诉他们有权收到杯子或者相当于杯子价钱的金钱，结果，不拥有杯子的人的出价范围也在从0.5到9.5元不等，情况似乎和卖方的情况一样，但是，卖价和出价的平均结果却大相径庭。卖方的平均价格为7.12，而买方的平均买价为3.12元。卖方和买方偏好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主要在于杯子对于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而对卖方来说是一种损失，在这里禀赋效应使得两种情形下的结果差异很大。损失规避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多样化的选择中，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常常会出现。Knetsch和Sinden（1984）和Knetsch（1989）做了一项实验，一个班的学生被随机地分给糖果和饰花杯子，结果，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彼此交换他们的物品，结果，双方都有90%的人不愿意交换。这样的实验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多次重复过，但是结果都大致相同。该实验说明：人们的偏好在有些情况下是由当初的资源配置决定的。
除了参考依赖和损失规避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有关偏好的心理学发现——敏感性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其内涵是：在参考点附近，人们感觉到的福利和感觉等的边际变化要比距离参考点远的变化更加强烈。比如，人们很可能对收入从100元升到200元的变化比较敏感，但是，却对收入从1100元升到1200元时的感觉并没有那么明显，其原因是零元常常是人们感觉到福利和损失的分界点。类似的是，人们遭受100元到200元损失的感觉可能会比人们遭受1100元到1200元损失的感觉要更加强烈。经过多次的实验，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们发现：敏感性递减使得财富的价值曲线在参考点以上大致是凹的，而在参考点以下则是凸的，参考点则是价值曲线凹、凸的分界点（拐点）；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敏感性递减意味着：人们对财富的效用函数在参考点附近比较陡峭，而在远离其参考点后会逐渐变得更加平坦。由于损失是与收入相对而言的，所以，距离参考点越远，便意味着人们的财富水平更低，于是递减的敏感性便预示着这样一个事实——人们面对收入时可能是风险规避，而面临损失时却表现出风险爱好。综合以上的损失规避和敏感性递减两点，Kahneman和Tversky（1979a）将财富的效用函数划成图1所示的情形。
（二）不确定性、期望效用理论与前景理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进行经济决策遵循的依据是所谓的主观效用最大化原则（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即，若S代表经济个体凭借经验觉察的每一个结局s所组成的集合， , U(s)代表每一结局s 所带来的效用，P(s)代表每一结局发生时经济个体对它的发生所赋予的主观概率，那么，该经济个体的总效用将为 。主观效用理论意味着经济个体的偏好在概率上是线性的——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
然而，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心理学家们发现了大量行为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期望效用理论模型（expected-utility model）在行为上并不正确，恰恰相反，有时候它可能会产生系统性的错误 。第一个明显的行为证据是有些经济个体的行为偏好在概率上恰恰是非线性的。Machina（1987, p.128）借用Allais （1953,1979）所举的一个例子来说明。a1, a2, a3, a4分别代表是四个彩票，每一个彩票分别有机会获得0元、100万元和500万元。见表1，按照他们的研究，人们对a3的偏好会胜过对a4的偏好，对a1的偏好会胜过对a2的偏好。对a3的偏好胜过对a4的偏好说明：人们喜欢用10%的概率获得500万元这种选择替代以11%的概率获得100万元和以1%的概率获得0元这两种选择。相反，人们对a1的偏好会胜过对a2的偏好则说明：人们并不愿意用10%的概率获得500万元和1%的概率获得0元的这两种选择，来替代以11%的概率获得100万元的这种选择，结果，这样的结局重复多次便产生所谓的“阿莱斯悖论”，即在一种差的结局发生的概率较小的情况下（比如，a1的情形），为了弥补那种差的结局，人们会要求一种好的结局的发生概率有一个大的增加（结果，人们选择a1而拒绝a2）；相反，在差的结局发生的概率较大的情况下（比如，a4的情形），为了增加好的结局发生的概率，人们宁愿接受差的结局发生的概率有一个大的增加（结果，人们对a3的偏好会胜过对a4的偏好）。
其他方面的行为证据还有：概率接近于0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加关注概率方面较小的变化而不是其他的情形（Kahneman, Tversky (1979a)）；后悔和预期在解释偏离预期效用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Loomes and Sugden (1982, 1987a, 1987b), and Gul(1991)）；人们决策的概率权重与面临收入和损失时的态度完全不同，人们更多地表现出损失规避；值得注意的是，Tversky和Kahneman（1992，p.297）的研究还表明：人们的风险态度将与过去的假说完全不同，在行为主义基础之上，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将可以清楚地界分为收入的风险规避、收入的风险爱好、大概率损失时的风险爱好与小概率损失的风险规避四种情况。
心理学家的这些发现表明：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1988年的诺奖获主Maurice Allais（1953a）。他发现人们在面临多种选择时常常会违反期望效用理论的替代公理 ，这被人们称为“阿莱斯悖论”。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在《前景理论：风险决策分析》一文中提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它是目前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之一。他们认为：期望效用理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而前景理论则是描述性的理论，它并不是在一系列公理的基础之上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相反，它是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发现的人们的一个行为原则。1986年，他们指出：期望效用理论并没有失效，前景理论也不能描述所有类型的人类行为，这两者都有各自的优势：比如，期望效用理论可以描述人们的理性行为，而前景理论则可以描述更为丰富的和复杂的人类行为。在考虑了行为科学的一些新的发现后，他们将前景理论模型化为 ，其中， 代表决策权重函数，它的形状为图3所示。V代表价值函数，ΔWi代表的是与参照点相比的财富的变化水平，参照点往往代表的就是决策者的现时财富水平。
由前景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前景理论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主要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前景理论中决策者往往并不关心自己最终的财富水平，而却关注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财富的变化水平ΔWi，由于参照点往往取决于决策者的现时财富水平和自己心理期望的目标，所以决策者常常根据它们来判断一种财富的变化是收入还是损失。这意味着在前景理论中，决策者的决策可分为这样两个阶段：①确立合适的参照点；②根据这个参照点形成“收入”或“损失”的评价和判断。第二个差别是价值函数V，它是依据财富的变化而定义出来的，即它在面临收入是凹的（右侧），在面临损失是凸的（左侧），中间的交点代表的是决策参照点，曲线的斜率在左侧比右侧要大。其含义正是上述的“损失规避”和“敏感性递减”的意旨。价值函数的形状是S形状的，如图1所示。相反，经济学中的期望效用理论则是处处下凹的，并且其斜率也要小得多。第三个差别是：决策权重函数 ，它是客观概率Pi的转化形式。该函数是单调递增的，0和1分别为两个间断点，它的含义是在概率较小时其权重大，而在概率较大时其权重小。前景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差别表明：前景理论与行为方面的很多证据一致，人们在面临不确定的条件下的决策与以往传统经济学的期望效用理论有所不同；这为纠正人们在真实的经济生活决策中的一些错误提供了工具和新的见解。
（三） 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与双曲线形贴现函数
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代理人如何对不同时期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跨期选择。Ramsey（1928）指出，不同时期的储蓄可以以一个固定的比率在各期之间进行贴现。Samuelson（1937）提出，这种指数式形式的函数既简单又易于计算，因而它可以应用于金融等领域。这种理论后来就演化为所谓的指数式贴现理论。指数式贴现理论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简单地说，对于未来的任何偏好，我们只要运用贴现因子d(t)=1/(1+r)t（t代表时间，r代表贴现率）就可以很简单地将它贴现到当期。
然而，近年来心理学的发现却表明：指数式偏好是不正确的，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往往是所谓的双曲线形的。其表现是：人们对现时的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比如，人们常常过度饮酒、过量饮食，而置未来的健康全然不顾；人们宁可观看滑稽电视、享受现时的快乐，而将让人痛苦的事情向后推等等。Phelps and Pollak（1968）曾用两参数模型对原先的指数式偏好理论进行了修正，从而将指数式偏好和时间不一致性偏好统一在一个框架之内。见下列公式：
 
其中，ut代表t时期一个人的即期效用，δ代表人们对时间一致性的耐心，Ut 代表t时期的跨期偏好。若β=1，那么该偏好是时间上一致的所谓的指数式偏好，然而，若β<1，它代表的便是时间不一致性偏好。Loewenstein（1996, p.270）发现：双曲线形偏好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好。据心理学家的实验和观测，时间不一致性偏好的产生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们往往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所谓的“自我控制”。自我控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对外承诺，比如，承诺与朋友一块看帕瓦罗蒂的歌会，应允为某杂志社写一份有关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纪回眸的文章，或者，提前答应参加全国经济学年会等等；另一类是内部承诺，比如，给自己定下目标到某时完成某任务，要求自己不能过量饮酒，在家里不准自己吸烟，为了潜心研究，一个月不能见女友等等。第二，人们往往擅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而表现得比较老练持重（sophisticated） ，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年龄的增长，人们的这种倾向会越来越严重。自我控制和老练持重在客观上缩小了人们对于未来行为的选择集，这往往会使人们低估未来的行为与自己当前偏好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会造成人们对未来偏好的判断与现实产生偏差。时间不一致偏好的发现对经济学意义重大：首先，这样的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人们在现时的和未来的消费和储蓄的决策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为金融学、投资学中难以解释的或者解释力不强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其次，自我控制问题可以很好地解释人们对上瘾物品的需求，比如，人们吸食毒品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给人们带来现时的精神愉悦，这种巨大的现时精神愉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忘记毒品对人们的未来的巨大危害，这比传统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力更强。第三，自我控制问题可以解释人们在营销和购买决策中的很多问题，比如，玩具等商品的包装大多采用小包装，原因是商家知道人们在购买玩具等时不太喜欢购买大包装的习惯行为，而顾客也清楚对于玩具这种物品自己往往会出现过度消费。最后，这种时间不一致偏好也可以应用于福利经济学（Schelling (1984)），解释很多福利经济学的现象。
（四）社会偏好、利他主义与公平配置
在传统经济学的领地内，社会偏好处于次要地位，而以自私自利为主要特征的个人的偏好基本上成为经济学家分析所有人类行为的一条公理。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甚至很多的经济学家都普遍认识到传统经济学的这一局限。他们通过无数次的实验，揭示了社会偏好的一些新的内容，大大扩展了经济学家对社会偏好的认识水平。
认知心理学对社会偏好的新认识主要包括这么几类：第一类利他主义（altruism）除了简单的利他主义（simple altruism）之外，还有一种交互式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第二类是人们的社会偏好具有“行为分配公正”（behavioral distributive justice）的特征——人们对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和公平性的关注胜过对资源分配带来的总体福利的关注；第三类是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人们更加关注其他人行为、动机和意图，从而会采取相应的利他行为。
第一种是所谓的简单利他主义，即经济行为人将对别人的偏好或效用纳入了自己的效用函数，换言之，这种利他行为的付出能达到经济行为人利己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利他行为是手段，而利己才是目的，因此，这种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并不矛盾 ，这也是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那种利他主义 ，心理学家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微词。从数学表达式来看，只需将原来的效用函数稍做扩展就可以将简单利他主义纳入原先的效用分析框架。其形式是U1(x)=(1-r)П1(x)+ r·П2(x)，其中，П1(x)和П2(x)分别代表个人1和个人2从x中获得的物质享受，r代表该代表性个人的利他倾向，相应地1-r代表该人的利己倾向，这样，当r较大时，该人是利他大于利己，当r较小时，该人更多的是利己主义。特殊的情形是当r=0是，该人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而当r=1是，该人是完全的利他主义。
另一种类型的利他主义被行为经济学家称之为“交互式利他主义” 。交互式利他主义表明：行为人的社会偏好函数并不仅仅只取决于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而且还取决于他所感知到的他人所采取的行为及其内在的动机和意图等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是否以一以贯之地执行利他行为，往往就会因时因地而不断发生变化，这时，行为人的社会偏好函数就不稳定，而往往成为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的产物。比如，某个路人路遇街头的乞丐，当他发现该人衣着体面、皮肤白皙时，他猜测该人肯定动机不良，其行乞的目的也许只是欺骗钱财，于是，他便分文不给；可是，当他发现另外一个乞丐时，见该乞丐衣衫褴褛、老态龙钟，于是，他猜测该乞丐可能真是为生活所迫，于是，便慷慨地拿出10元钱给他。在这种情况下，该路人是否选择利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该乞丐的行乞行为以及行乞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图是良还是不良的主观判断。
另一个“交互式利他主义”的典型例子是囚徒困境当中的合作与不合作行为。如图4所示，若甲方知道乙方会选择合作，那么，甲方也会选择合作，从而对乙方的合作行为予以补偿，结果，双方各得益（4,4），反之，若甲方知道乙方选择不合作，那么，甲方便会选择不合作对他予以报复，结果（1,1）便成为均衡结果。在该例中，当乙方选择合作行为时，他的机会成本为6-4=2，因为乙方是在他可以选择收益为6的情况下选择了4的收益，所以，甲方在看到乙方采取了利他的行为以后，于是自己也选择了合作行为，这时，甲方的机会成本同样为6-4=2，因为他是在能选择6（利己）的情况下选择了4（利他）；反之，若乙方选择不合作，那么，他的得益为6-4=2（利己），但他这样的选择却使甲方产生了4-0=4的损失（损人），因为对方的收益本可以为4，但是由于乙方的选择使之变为0，在这种情况下，甲方也会选择不合作对乙方的损人利己的行为予以报复，结果，（1,1）为不合作均衡，这时，乙方的损失为6-1=5，甲方的损失为4-1=3。由此看来，在该例中，交互式利他行为完全是一种互惠互利式的利他主义，当别人合作时，我也采取合作对他进行回报，当别人损人利己时，我宁可遭受损失也要对他的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报复。
简单利他主义和交互式利他主义的区别十分明显，前者的利他是手段，利己是目的，后者的利他是在自己感知对方的动机和意图善良和公正的时候，对对方施行的纯粹利他行为，而在感知对方的动机不公正、不善良的情况下，自己宁愿选择利己的一种利他主义。我国传统的军事准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有伦理规则“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就是这种“交互式利他主义”的典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乏有这种“交互式利他主义”的生动例证。
公平配置（fair allocation）是另外一种利他主义，它又称“行为分配性公正”（behavioral distributive justice），它说明：在面临资源分配的情况下，人们在主观上存在对资源分配公正性和公平性的关注。比如，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们常举到的一个例子是两个人共同发现地上有20元钱，那么，他们两人将如何分配这20元钱呢？第一种假设是两人都是简单的利他主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讨论谁是其中较为贫困的一个人，因为这20元钱对比较贫困的那个人来说，其效用能得到最大发挥，该人的福利也能得到最大程度地改善。第二种假设是两人都是利己主义者，那么，两人都想独吞这笔钱，因为这样能使自己的福利得到很大的改善。这两种情况早已为传统经济学所分析过，我们清楚这时候分配的主要原则是效用或福利最大化。但是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却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是按照效用和福利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恰恰相反，人们常常采用第三种方式行事——五五分成或者公平分配 。其原因是行为人的心理在客观上更加偏好公平和公正而不是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心理学家们发现：决定和影响人们有关公平和公正的因素主要有这样几个：一个是人们心理对公平和公正的参考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公平和公正的偏好。Thaler (1980) Kahneman，Ketcher，和Thaler（1986a,1986b）发现损失规避在形成人们的公平和公正观念中起重要作用。另一个发现是，人们公平行为的态度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Kahneman，Ketcher，和Thaler（1986b, p.730）发现，在开始的时候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很可能会及时地达到参考交易的状况，从而，人们会认为它是公平的和公正的，因此，在一个竞争的现货市场上，人们往往认为市场价格就是公平的。但是，由于人们对公平的判断调整的不及时，因此，人们出于公平的考虑常常可以用来解释宏观经济中的工资、价格等粘性。最后，在试图将行为公平和分配公正问题这些社会偏好正规化成模型方面，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在面临这些问题时的行为还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为此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对利他主义和社会偏好的认识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为经济学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的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

四、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判断偏差
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传统经济学家常常假定人们总是能根据概率判断的原则进行正确的主观判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和经济决策中，人们总是能理性地或者比较理性地进行判断和经济决策。但是，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很多研究却发现，传统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存在着很多系统的偏差，这些偏差表明：人们的很多决策不仅不是理性的，而且有时候恰恰会导致了判断和决策结果与理性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一）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和小数字法则(The law of small number)
代表性启发是指人们在形成判断的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的典型特征的影响这样一个事实，比如，当我们看到某个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时，我们往往会认为对方是乞丐，而当我们看到某个人衣衫华丽、举止优雅时，我们会判断他是有修养、有学识之人。代表性启发是人们的一种直觉，它的背后隐含着一定的数学知识——贝叶斯法则。贝叶斯法则意味着：若X代表某一特征，A代表某一群体的人群，P(X|A)代表A群人中具有X特征的人的概率，P(X|A)代表A群人中具有X特征的人的概率，那么，贝叶斯法则意味着 。然而，行为经济学家的发现表明：人们在形成判断的时候往往会过度使用该法则。因为贝叶斯法则告诉我们：对某种概率判断的大小取决于代表性特征以及基础比率（base rates）二者的共同作用。但是人们在形成判断的时候，往往会低估基础比率信息，结果，人们常常会高估代表性特征的作用。其原因有两条：第一，不相关信息常常对基础比率会形成影响，比如，Kahneman和Tversky（1973）的一项实验发现：当对一个人的描述是模糊不清，比如，人们无法知道他是工程师还是律师的情况下，人们对该人是律师和工程师的概率判断分别是50%，而不管该人所处的群体中到底是工程师居多还是律师居多这样的事实。然而，当人们得知该人的代表性特征时，人们常常会不顾总体人群中工程师和律师所占的比率这一事实而纯粹按照代表性特征进行主观判断。通过多次的实验，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特征信息不明显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低估基础比率的作用。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常常违反了概率理论中一个基本的公理——联合原则（conjunction rule）。联合原则是意味着：某一元素既属于A集合又属于B集合的概率要小于或等于它单独属于某一集合A或B集合的概率。Tversky 和Kahneman（1982）以及Tversky和Kahneman（1983）所举一个典型例子是：琳达31岁，单身、坦率性格、开朗。她的专业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生，她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参加过反核战游行。接着，实验对象面临一系列的问答题：(a)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b)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且多次参加女权运动？结果，有85%的回答认为：琳达既是出纳员又是女权运动者的概率比她是一个出纳员或女权运动者的概率大。
小数字法则是Tversky and Kahneman（1971）发现的另一个与基础比率的低估相联系的法则。它意味着人们对某一概率分布的局部或部分特征的判断与总体和全部特征的判断是一致的。比如，投掷1000次硬币，正面和反面出现的概率大致趋于相等，这是数学中二项分布告诉我们的基本知识。于是，人们也倾向于认为在投掷10次、20次中也将出现同样的结果，这也被称为“赌博者谬论”（gambler’s fallacy）。又比如，一个金融分析师在3次的预测中准确预测了3次，人们会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分析师，而同样一个金融分析师在3次预测中只预测正确了一次，人们便会认为他的预测水平较差。事实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概率论中的大数定理告诉我们：随机变量在大样本条件下的概率分布主要聚集在其均值附近，或者说随着样本规模的大量增加，样本均值的方差趋于零。显然，人们在主观判断中所运用的“小数字法则”与大数法则的基本原理相互矛盾。因此，这样做的结果便产生了所谓的“判断偏差”，使人们失去了对问题真象的把握，从而使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相去甚远。
（二）信念忠诚和确认偏差（belief perseverance and confirmatory bias）
信念忠诚是指人们一旦形成某一信念和判断以后，人们就会表现出对它的忠诚和信任，从而不再关注其他相关的信息，比如，一旦一个公司认为某个投资项目比其他项目利润丰厚这个信念之后，该信念就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该公司的决策和判断，从而暂时屏蔽了其他有关该投资项目利润发展变化方面的信息。这样一来就可能使决策者和判断者处于信息弱势状态，从而出现所谓的“驻存现象”（anchoring）（Bruner and Potter(1964)）。“驻存现象”的实质并不是人们对各种信息的误读，恰恰相反，它是由于新的信息的传递受到信念忠诚的阻碍和隔绝。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确认偏差，其内涵是：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头脑中的原先保留的偏见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比如，某人早先就被告知说A君有点神经质，于是在该人与某君的接触中他会发现更多的与此有关的信息，结果，这些新的信息在客观上强化了某人对A君是神经质的偏见，而事实上，A君并不是这样。确认偏差的实质是信息传递中信号暗示发挥作用的结果，这样就在客观上为信息收集者特别关注这方面的信息提供了线索。确认偏差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信息和证据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有想法就会发挥作用；其二是人们常常比较关注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使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人们也倾向于用因果关系推断事件之间的关系，比如，学生常常将考试成绩的好坏与考试时间建立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三是信息处理过程产生的先验偏差，特别是在信息不完全和证据事实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利用已有的假设和标准作为对信息的处理标准，结果就可能导致确认偏差。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如果一个学生的考卷答案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老师会倾向于运用自己过去对该学生的看法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该学生的考试成绩。总之，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或者人们脑中遗留的先验偏差或者不当的推理关系等会造成人们在判断和处理问题过程中产生偏差。
（三）可获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和事后聪明偏差（hindsight bias）
Tversky和Kahneman（1973）指出：可获得性偏差是人们在概率判断中最常见的一种判断偏差。它是指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可记忆的、明显的和常见的例子和证据进行判断，即使是在他们拥有有关的信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人们在形成自己的判断的过程中，往往会赋予那些最为常见的、自己最熟悉的信息以更大的权重。比如，人们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安全程度的判断往往依赖于他们个人所知道的信息或者最熟悉的有关安全方面的资料。可获得性偏差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巨大作用，比如，很多的商品广告就是在强化人们对某种商品的熟悉和认知程度，从而达到刺激人们购买的目的；还有，学生在学习时对单词的不断的重复记忆，往往导致学生倾向于使用那些自己最熟悉的单词等等。尽管可获得性有时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也往往使人们的判断与基本的概率法则产生系统的偏离。
Fichhoff（1975, p.288）发现在人们的判断过程中存在这样的特征：第一，提前告知一件事情的发生概率往往会使该事件的发生概率提高；第二，那些拥有某事件最终结果知识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该事件的变化情况。其意思是说，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人们往往会夸大自己的信念，这就是事后聪明偏差。比如，某政治家当选以后，很多人会说这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事后聪明偏差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有关某事件发生与否的信息不充分。在该事件发生以后，当事人很简单地就将这些有限的信息与最终的结局相联系。事后偏差是人们在判断和决策中常犯的一个错误，它在客观上背离了“理性”假设。

五、心理学发现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概念都有一定的行为基础，都可以运用行为科学的内容进行有力的解释。就目前而言，心理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大概有这么两类：第一类，运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一些发现能够解释经济学中一些现象。第二类是心理学能够解释一些经济学所不能解释或者解释力不够强的现象；比如，价格和工资刚性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现象，传统经济学家们的解释主要有这么几种：价格和工资的交叉调整 、菜单成本 、近似理性 等等，但是，这些解释都很难令人满意。行为经济学提出的一个解释是所谓的“损失规避”，因为消费者和工人在面临损失时表现得更加敏感，而不是相反，因此，每当价格发生变化时，消费者或者是不清楚有关的市场信息，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以往经验，而总是会以一种戒备和防范心理来应对市场和价格信号，其结果工资和价格可能会表现出名义刚性。由于这种解释是从消费者和工人的主观心理和行为动机出发，所以，它可能比“菜单成本”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又比如，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模型是弗里德曼的“恒久收入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并不是仅仅与当前收入相联系，而是与长期的收入相联系，也就是说，人们会根据其一生的收入情况来筹划他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结果，他的消费活动基本上会是平滑的，而不是突升或者突降式的。在每期的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以及人们对消费流的偏好在时间上是可分割的情况下，该理论是有一定说服力。但是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发现，事情并不一定如此。情况往往是人们常常受精神估计（mental accounting）的影响，比如，人们对房屋股权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而对意外所得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大，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常常将房屋视作为非动产而不是现金，而将意外所得视作为意外所得所导致的精神愉悦（Shefrin and Thaler(1992)）所致。还有，货币幻觉描述了人们往往以货币的名义数量而不是真实数量作为决策的依据。Baker, Gibbs和Homstrom（1994）的一项研究发现货币幻觉在很多行业存在，Shafir, Diamond和Tversky（1997）对此进行了模型化。
（二）劳动经济学
非自愿失业是劳动经济学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传统的解释之一是“效率工资”，即将工资定得高于市场价格是促使工人更加卖力工作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减少管理者的监督成本的一个良方，因为高于市场出清的高工资意味着工人被解雇以后的机会成本较高，结果，高于市场的高工资会在客观上起到促进工人努力工作的效果。但是，Akerlof and Yellen（1990）的解释却颇具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意味：顾主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在本质上类似于顾主给予工人的一个优厚的礼物，“礼尚往来”，于是，工人会更加卖力地工作，这完全是工人对于顾主的优厚“礼物”的一种公平回报。而这一点正是“交互式利他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别人合作时，我也采取合作对他进行回报，当别人损人利己时，我宁可遭受损失也要对他的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报复——这正是人类在很多情况下的行为的天然动机之一。在Fehr和Gachter（2000）的一项实验中，市场上工人的供给严重过剩，结果某一厂商雇佣了一部分本已超过其雇佣力的工人，结果，这些工人在进入该厂以后纷纷以积极劳动加倍回报厂商；对另一部分工人，厂商故意支付了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结果，这批工人进厂后则纷纷偷懒如此等等。这些实验发现厂商支付的工资和工人的努力程度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劳动经济学中另一个假说是：劳动和闲暇之间的跨期替代决定劳动的供给，即当工资较高且不太稳定时，工人会舍弃闲暇而增加工作时间以赚取较多的工资，相反，当工资较低时，他们应肯赋闲在家也不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但是，行为经济学家们发现工资的变化常常具有持久效应，并且工作的时间在短期内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实践中很难发现这种所谓的跨期替代现象（Mulligan,1998），而比较真实的情况也许是：工人们往往根据某种目标决定自己的劳动和闲暇。Camerer（1997）对纽约市的出租车司机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发现：这些出租车司机并不根据生意的好坏进行劳动的跨期替代，相反，他们往往给每天的工作确定一个营业目标，一旦达到这一目标，大多数司机就会收工。这样，在生意好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及早收工，因为他们的目标在天气好、生意好的时候容易达到，而在天气坏、生意不好的时候反倒收工较晚，因为他们达到目标的难度大，因而需要更长的工作时间，这与劳动的跨期替代的假说恰恰相反。还有，劳动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但是，Gneezy和Rustichini等人的发现证明：在涉及一定的行为和道德等内在因素时，这样的关系并不存在。
（三）金融学领域的应用
金融领域有很多的反常现象是以往的经济学所难以解释的，于是，这促使了心理学的发现在金融学领域的应用，这就是所谓的“行为金融学”，如今行为金融学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并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欢迎。比如，“有效市场假说”认为：投资者能够及时地对市场信息作出理性反应，股票市场上的资产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市场上公开发布的各种信息，这意味着股票价格变化之间的自相关性为零。但是，市场上却常常出现所谓的“股权收益难题”，即股票市场上风险较大的股票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风险较小的债券所带来的收益。Benartzi和Thaler（1995）的解释是投资者常常运用一年为期限来考察股票的收益，同时，投资者在面临损失时存在“损失规避”的心理，所以，这就使得持股人感觉到的风险程度比根据期望效用理论预测的风险更大。Barberis, shleifer 和Vishny（1998）的研究发现标准的贝叶斯模型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短期内人们会低估股票的收益，而长期则会高估；Shiller早在1981年就从经验上提出：股票价格的波动是如此频繁，实在难以想象它能完全反映各种信息；DeBondt 和Thaler（1985）认为：由于受所谓“代表性启发”的影响，人们常常高估那些自己熟悉的股票的价格；而Odean（1999）则发现股票市场交易金额如此巨大的一个原因是受投资人过度自信的影响所致。

六、结论与展望
   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联和其实并不是新近才有的想法，早在200百年前，经济学家斯密在1859年就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另一面——心理学基础进行过关注；在此之后，无数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也都曾关注过这个问题，因此，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早在历史上就已经发生，而今天心理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如此风行，其实都只不过是这段历史事实的一个自然延续。然而，本文并未对这段历史进行纵深的考察。相反，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特别是近年来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这条发展之路上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所以如此做，主要有这样两个目的：第一，总结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特别有关经济决策和判断过程方面新发现的理论和实验成果，为这些成果在经济学的应用创造条件；第二，探讨通过实验方法和行为方法检验经济学理论和假设的可行性，为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寻找依据。2002年实验经济学家——Vernon 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Daniel Kahneman分享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就是对过去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一个多世纪工作的一个充分肯定。两位经济学家的获奖至少说明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行为主义对人类行为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的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特别是行为主义和实验主义考察人类行为的很多方法，比如，心理学实验、对行为的大量的观察和判断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的重复实验等等，都大大丰富了研究人员对人类行为的把握，这为经济学家运用这些行为方法和实验方法进行经济研究拓展了研究思路；另一方面，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是建立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的，在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实验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破产”和改写的命运。经济学要想发展，就必须吸收人类科学中的知识精华，融合其他学科的有益见解，只有这样，经济学的发展才能朝着更加坚实的新的方向发展。过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断“入侵”其他的学科，这被称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自然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这样的扩张是纯粹单向度的扩张，它只注重经济学的研究本身，仅仅将经济学的方法简单地在新的领域进行推广，而从根本上忘却了经济学还应该从其他学科吸收营养，汲取其他学科的方法优势和新的发现这一面，因而也遭到了其他学科的坚决反对。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和相互影响则与此不同，它注重了两门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也关注到了人类行为的复杂多变，它不仅扩展了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域，而且也催生了很多相关的新的学科的研究范畴，比如，行为金融、消费者行为、营销学、管理心理学等，可以说，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融合和相互影响正是经济学开始走向现实的开始，也意味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开放的学科的进程已经开始。但是，让我们颇为自信的是，诺奖本身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研究工作就已经结束。今后有关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的研究还将继续，从目前来看，还存在这样三个方面的新内容等待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去研究：一个是以案例为基础的决策理论（Giboa & Schmeidler, 1995 and Camerer, 2002）；一个是对情绪的研究（Loewenstein & Lerner, 2001）；另外一个是“程序理性”以及对程序和人们运用的运算法则进行模型化（Rubinstein, 1998）。尽管本文的内容只涉及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这样一个领域，但是，可以展望的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及其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将面临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正象欧洲经济协会主席Jean Tirole对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所做的评价所说：“关键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偏好的是通过引入一些新的内容来丰富人类的经济学（homo economicus），我内心的感觉——也许是愿望——我们以前所讨论的很多现象缺乏一系列的共同基础，我们也许可以从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受益，而同时不要忘记经济学分析的优点——经济和福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