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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报刊上常常刊登一些心理的自测试题，虽然其中不少只是游戏的性质，当不得真，但也反映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加大，人们对心理健康的期望与诉求确比以往更高了。而在关注心理健康的时候，是否想到这个问题、或心理学这个学科与女性主义是怎样的关系呢？
在过去20年，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心理学与女性主义的关系显得非常紧张。一位名为纳欧米·威斯坦的美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心理学是建构了女性，还是建构了男性心理学家的幻境》的论文，不仅题目够长，更具震撼性的是该论文把矛头瞄准了心理学的实验室与心理诊所的候诊厅，向以“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自居的美国心理学界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威斯坦的批判直接针对心理学的男权中心主义问题，以及当时的心理学研究有意或无意地把女性受歧视、受压迫及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况，归咎于她们拥有比男人“低级”、“不健全”的心理。威斯坦指出，以“科学”自居的心理学，实际和高等院校中许多学科一样，对于女人究竟是怎样的、她们到底需要什么，根本就一无所知。心理学及这类学科，甚少把女性作为人类的一部分认真考察。一些心理学家提出的关于女性的所谓“理论”，大都是以陈旧、传统的性别观念为依据的，根本不可能真正维护妇女的心理健康，而且充满着误导，是有害于女性的。如有心理学家提出在社会交往中建立所谓“性别的适宜行为”，实际不外乎是在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差异模式上，加上各种心理分析概念，恰似给旧观念套上了一件“新”的科学外衣。女性按这种“适宜”模式去规范自己，即是限制自身发展以顺应男权中心主义，获益的当然是男权制社会及其文化。
女性主义批判还举出G·波林《实验心理学史》一书中的记载——较早期的心理学家法兰西斯·高尔顿对9337名个人心理进行了研究，得出的是一个充斥偏见的结论:女人在各方面的能力都比男人差。类似的结论也发生在种族差异的心理学研究及论断中，那些生活在欧洲以外地域的、有色种族的人大都被研究定论为心理素质低劣，并认为这是造成他们野蛮、愚昧、落后、贫困的原因。令人深思的是，支持这些充满种族和性别偏见的结论，都来自在“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的那些心理测试、智力测验。对此，女性主义的批评十分尖锐:不可否认，“科学”在此充当的是父权制社会价值的奴仆，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及其“科学方法”的神话性质，以及在“科学”旗帜下掩盖的性别偏见和种族偏见。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最根本的并非在于政治或经济，而是心理上的，即通过把女性界定为心理上的劣等者而确立男性对女性的优越地位。在这样基础上建立的心理学，只能是一种具有性别霸权性质的男权中心主义言说。
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者伍德·谢利夫则指出，心理学学科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存在着等级制度，等级是根据所谓运用“科学方法”的程度高低来划分的。处于等级最高端的是实验心理学，自诩为“科学性”最强；其次是那些“心理测试者”和热衷于搞数据统计的人，因为拥有大量数据而认为自己的研究属于“硬科学”；发展心理学是等级较低的，最低级的是社会心理学。其“科学”依据是，实验心理学最大程度运用了“科学方法”，把握了达到心理学研究最普遍、最客观结论的途径，也就像传统上认为男人比女性更有理性、亦有更高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一样。所以，在所谓“科学化”、“数量化”光环的笼罩下，男人和实验心理学理所当然地拥有更大的权力，并处于社会地位的高端。而实际情况是，企图以各种变量及其关系进行性别差异的心理学研究，一旦考虑到与性别相关的生物性、社会性、文化性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参与，“科学”讨论立刻就变得混乱不堪，“普遍性”、“客观性”、“数量化”都无奈地跌落于泥沼之中。
女性主义认为，所有的心理学研究者其实都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之中，作为个人，他们不可能避免包括性别偏见在内的一些偏见。所以在父权制社会中，从他们决定研究什么的时候，男权中心主义的偏见就已开始了。在如何进行研究的探讨过程之中，偏见会越来越多。这些必定要影响他们所做的研究结论，也必定会影响他们制定的各种心理测试标准以及对一些数据的解释。然而，即使包含着各种偏见，也都贴上了“科学”、“客观”的标签，并用于界定人们心理的健康或不健康，其结论当然也是包含偏见的。
女性主义对心理学的批判也许是偏激、片面的，但是否确实也揭示了隐蔽在“科学”、“科学化”、“数量化”之下的弊端呢？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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