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刻感受着来自社会与团体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团体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接受团体的影响对个体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团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
1。社会促进
（1）定义
　　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是指人们在有他人旁观的情况下工作表现比自己单独进行时好的现象。最早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是Triplett（1898），他对社会促进的证明也是最早的社会心理学实验。Triplett注意到在有竞争时人们骑车的速度比单独骑的时候快，因此设计了一项实验，探讨儿童在有他人存在时是否会工作得更勤快。结果证明了他的预期，儿童在拉钓鱼线的实验中，当有他人存在时个体工作更卖力。
　　其他的心理学家也发现了这一点，Allport（1924）让被试完成一些任务，如简单乘法、圈字母等，即使被试在这些作业上总是个别工作，但当房间有五个人一起时的工作效率比仅有一个人在房间时高。社会促进作用不仅发生在人类身上，Chen（1937）发现在蚂蚁群体中也有此类现象发生，当蚂蚁一起时，每只蚂蚁的平均挖土量是单独挖时的三倍。
（2）对社会促进作用的理论解释
　　一是用他人存在解释社会促进：对于社会促进作用为什么发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扎荣克（Zajonc 1965）用他人存在（mere-presence）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当他人出现的时候，会使人们的激起增强，而这种生理激起会进一步强化人们的表现。但是，这种激起对作业成绩起什么样的作用还与作业的性质有关，当所完成的任务是我们已经掌握的行为反应时，他人的存在对作业成绩起促进作用；而当从事的工作是新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学会时，他人的存在对作业成绩起阻碍作用。也就是说，他人的出现对完成简单工作起促进作用，而对完成复杂工作起损害作用，两方面加在一起统称社会促进。Bond（1983）、Guerin（1986）对300多个研究分别所做的元分析证明了社会促进确实存在于人类行为之中。
　　二是用评价恐惧解释解释社会促进：评价恐惧理论（The evaluation-apprehension）则从害怕被他人评价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Cottrell（1972）认为，在有他人存在的环境中，人们由于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引发了激起，并进而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在他的一项研究中，Cottrell设置了三种情境：第一种情境让被试单独从事一项工作；第二种情境是在被试完成工作时实验助手出现，并与被试做同样的工作；第三种情境是一个双盲实验，被试和助手做同样的的工作，但他们均不知道实验的目的，实验者告诉他们正在进行一项知觉实验。结果第二表现出了社会促进作用，他人存在和评价恐惧两者均能对此加以解释。然而双盲这一组没有发现社会促进作用出现，被试的反应与第一组没有差异。由于双盲组中的他人只是生理上的出现，没有对被试的绩效进行评价，所以这一结果支持评价恐惧理论，而与他人存在的解释相矛盾。许多研究支持了Cottrell的结论（Strube et al.，1981；Worringham 1983）。因此，按照评价恐惧理论的观点，如果他人只是出现了，而没有对他人的工作表现加以注意，他们的出现不会产生社会促进的效果。
　　第三种解释叫做分心冲突：由于社会促进作用不仅在人类存在，在许多动物身上也有此类现象发生，而我们相信动物是用不着“担心”评价的。为了解释这一点，Baron（1986）和Sanders（1983）提出了分心冲突理论（distraction-conflict theory）。按照这一理论，当一个人在从事一项工作时，他人或新奇刺激的出现会使他分心，这种分心使得个体在注意任务还是注意新奇刺激之间产生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使得激起增强，从而导致社会促进效果。该理论解释了噪音、闪光等刺激对作业成绩的促进或损害作用（Pessin 1993；Sanders 1975）。
2．社会懈怠
（1）定义与研究
　　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是指在团体中由于个体的成绩没有被单独加以评价，而是被看作一个总体时所引发的个体努力水平下降的现象。心理学家黎格曼（ Ringelman 1880）最早发现了社会懈怠现象，他发现当人们一起拉绳子的时候的平均拉力要比一个人单独拉时的平均拉力小。在研究中他让参加实验的工人用力拉绳子并测拉力，实验包括三种情境：有时工人单独拉，有时3人一组，有时8人一组。按照社会促进的观点，人们会认为这些工人在团体情境中会更卖力。但事实恰恰相反：独自拉时，人均拉力63公斤；三人一起拉时总拉力160公斤，人均53公斤；八个人一起拉时，总拉力248公斤，人均只有31公斤，不到单独时的一半。
　　拉塔纳和他的同事（1979）对社会懈怠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他让大学生以欢呼或鼓掌的方式尽可能地制造噪音，每个人分别在独自、2人、4人或6人一组的情况下做。结果如图6-11所示，每个人所制造的噪音随团体人数的增加而下降。社会懈怠现象不仅发生在上述情境中，而且也发生在人们完成认知任务的时候（Petty 1977；Weldon 1988）。另外，它也是一种跨文化的现象（Weiner ，Pandy and Latané 1981），需要注意的是，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社会懈怠没有个人主义社会强。
（2）对社会懈怠现象的解释
　　对于为什么团体情境会产生社会懈怠有几个方面的解释：第一种观点是由Kerr、 Bruun（1981）和Harkins（1989）等人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团体中，由于个体认识到自己的努力会埋没在人群中（lost in the crowd），所以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降低，从而不大去努力，致使作业水平下降。从这一点上来看，社会懈怠现象的产生与责任分担有关。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团体情境有时候对个体作业水平起促进作用，而有时候却引发社会懈怠，为什么呢？拉塔纳认为社会促进和社会懈怠产生于不同的情境之中，在社会促进情境中，个体是他人影响的唯一目标，所有的社会影响均指向该个体，当在场的他人增加时，社会影响也增加；社会懈怠现象则发生在团体成员完成团体外他人指定的作业时，每一个个体仅仅是外人影响的目标之一，外人的社会影响会分散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随着团体规模增加，每一个人感受到的压力随之降低。

    由于社会懈怠现象对团体的工作表现有害，所以人们一直在探讨如何消除之。拉塔纳认为，个体可能相信团体当中其他人并不象自己那样卖力，而且个体也可能会觉得在团体活动中自己的贡献会被忽略，产生责任分散。因此，如果想要克服社会懈怠现象的话，最好的方式是让被试感受到更多的参与及责任。
3．去个体化
（1）定义
　　团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另一种例证是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现象，它是指个体丧失了抵制从事与自己内在准则相矛盾行为的自我认同，从而做出了一些平常自己不会做出的反社会行为，去个体化现象是个体的自我认同被团体认同所取代的直接结果。生活中常见的去个体化现象并不多，但它的危害却十分严重，比如当某一个足球队的球迷因为自己的球队输球而聚集在一起闹事的时候，他们往往做出自己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烧汽车、砸商店、甚至杀人放火。
　　对此现象的研究最早源于法国社会学家Le Bon（1896），他发现激动的群众倾向于有相同的感受和行为，因为个体的情绪可以传染给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成员做了一件大部分人反对的事情，其他人也会倾向于仿效它。Le Bon把这种现象叫做“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Le Bon把社会传染解释为正常控制机制的崩溃，即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社会规范不再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自私、侵犯及性冲动随便发泄，从而导致暴力与反道德行为。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1952）、津巴度（1970）把这种想法转换成了一个更现代的名词——去个体化：认为在某些情境中，个体的自我认同被团体认同所取代，个体越来越难以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与行为，而是集中注意力于团体情境之上。去个体化包括个体责任感的丧失，以及对团体行为的敏感度增加。
     专栏6-1：集体歇斯底里症
     生理疾病有时候也会发生社会传染。Stahl（1982）在一份报告中提到，某一年的春天，35名在一个电脑中心工作的人大部分突然病了，他们所报告的症状几乎相似：头痛、恶心、呼吸困难以及泪流不止，同时这些人都抱怨说工作环境中有一种奇特及烧焦的味道。有人怀疑是一种神秘的气体引起了这起突发事件。为此他们请来了医生与环境专家进行调查，却没有发现任何可导致这场灾难的因素。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专家向工人解释说附近发电厂的浓烟是事件的罪魁祸首，结果这场传染病很快就被控制下来了。
     1983年，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西方银行区，正面临军事冲突之时，当地的阿拉伯人突然得了一场集体疾病。在一天之内有300多个女学生被送到医院，这件事很快就引发了以色列士兵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这些病人大部分是十来岁的女学生，她们诉说的症状包括：头昏、反胃、胃痛、眼花等。当地人指责以色列士兵对她们下毒，但以色列官方的报告则断然否决了这种指责。
     这两件真实的故事实际上描述了一种被称为“集体歇斯底里症”的现象，这种病在病理学上被称为“集体心因性疾病”。Golligan、Pennebaker 和Murphy（1982）认为这种疾病的产生与团体运做有关，而非生理病因。“集体歇斯底里症”的发生通常是个体对严重压力情境的反应。比如在第一个案例中，工作人员面对单调、低薪及过重的工作压力，再加上附近工地的噪音的干扰，使得他们整天生活在无法预期的混乱环境中。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压力则来自最近的紧张气氛以及长久以来的敌对行动。
     “集体歇斯底里症”经常发生在同事或同班同学间，受害人通常是年轻人、低收入者及女性。第一个受害者通常是严格社会隔离者，没有朋友，并且可能有连续性昏厥的病历。这种病很快地就会经沟通网络散布到团体的其他成员。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个案所经历的症状都是真实且痛苦的，没有任何捏造的病症。
（2）去个体化行为产生的原因
　　去个体化现象对我们理解群众性的反社会行为有很大的帮助。津巴度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激起（arousal）、匿名性（anonymity）以及责任分担（diffused responsibility），而其他心理学家在解释去个体化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匿名性：匿名性是引起此现象的关键，团体成员越隐匿，他们就越会觉得不需要对自我认同与行为负责。在一群暴民中，大部分人觉得他们不代表自己，而是混杂于群众中，也就是说没有自我认同。相反，如果他们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我认同，并且保持着个体存在之感觉，就不会出现不负责任的行为。
　　津巴度的研究对此提供了生动的描述。在研究中，由4名妇女组成的团体参与对陌生人实施电击的实验。在有些组中，这4个人彼此以姓名相称，并且胸前挂着名牌，极易辨认；在另一些组中，被试则穿着宽大的衣服，围着头巾，极难辨认。结果发现后者电击他人的可能性是前者的2倍多。显然匿名性将使侵犯行为急剧增加，结果支持了“去个体化是导致团体中时有暴力及反社会行为的原因”的说法。
　　迪纳等人（1976）对儿童偷窃行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们问了有些孩子的名字并记下，对另一些儿童则无这样的处理。研究的情境是当大人不在场时，孩子有机会偷拿额外的糖果，结果也支持了匿名性的效果：那些被问及姓名的小朋友不大会去多拿，即使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抓住，他们也不去做这样的事情。

　　去个体化现象产生的第二个原因与个体自我意识功能的下降有关。迪纳（1980）认为引发去个体化行为的最主要的认知因素是缺乏自我意识，人们的行为通常受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所习得的社会规范的控制。但在某些情境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会失去这些控制功能。比如在群体中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顾及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做出不道德与反社会的行为。比如在上面讲到的有关儿童违规偷着多拿糖果的研究中，迪纳对实验情境做了小小的改变：有些情况下，他在孩子们拿糖果的盒子旁边放了一面镜子。结果正如我们在以前讲到过的那样，镜子使得被试的内在自我意识提高，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标准也有更清醒的认识，所以违规行为的比例下降，只有12%；而其他组孩子同样行为的比例为34%。实际上，人们大多数的去个体化都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丧失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