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西方古典文化而言，20世纪是一个“怀疑的时代”。现代主义不但对古典的原则大胆质疑，而且还对启蒙以来的西方思想采取了一种反观的批判立场，即后现代立场。美国心理学家格根认为：“心理学中晚近的变化以及在方法论、价值论等方面的争论，都与文化中的“背驰”（departure）现象有关。这些变化构成了一场范围更大、意义更深远的理智及文化转型运动。这就是人类文化史中的后现代转折。” 将“后现代”视作一种“背驰”现象，似乎过于激进和极端。从较为理性的、温和的观点来看，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冷静思考和批判。“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不管我们对“后现代”作何解释，有一点似乎可以取得共识，即后现代思潮为我们提供了文化反思的机会。心理学经历了百多年的发展，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以免在这条艰难坎坷的探索之路上迷失方向。

我们认为，目前心理学中有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冲突的研究，大都是在方法论的基础──认识论的层面上展开的：分析、比较和评述作为科学主义发端的实证主义和作为人文主义基础的现象学对现代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意义。借助于后现代视野，我们试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追溯西方心理学文化冲突的内在和外在原因，并揭示其在心理学发展中的意义。我们想说明的是，心理学是一门充满矛盾的学科，其矛盾性和危机不仅源于它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困惑，还源于文化的巨大变迁。

（一）实验心理学的崛起与心理学传统整一文化的解体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心理学一直处在哲学的怀抱中。在古希腊，科学和哲学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二者始终密切地结合着。古希腊的科学家也在观念的世界中活动，他们的研究对象是那种“可理解者”而不是“事实”。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古代先哲对人类认识研究的不同向度形成了西方思想发展中的基本张力：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存在对生成。它们相互交织，彼此作用，激发着自古典时期以来的理智生活。自然哲学和思辨哲学共同哺育了人类的认识论，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魅力的学术。心理学作为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最初意义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关注。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黎黑不无得意地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心理学使哲学与科学结合起来”。古典时代的心理学思想就处在哲学与科学两者浑沌不分的和谐统一之中。然而，这种宗教—形而上学是蛊惑人心的（enchanted），带有泛灵论乃至神秘主义色彩。显然在这样的境况中，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很难发展起来。

科学心理学的形成与文化中“现代性”的形成几乎同步。“现代性”被认为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文艺复兴，历经启蒙运动，成熟于法国大革命。它是启蒙运动的“宏伟规划”，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以秩序压制混乱，以一元统一多元，认为理性优于感性，知识高于无知。“现代性”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将人视作理性的存在，信仰通过理性和科学来获得解放和进步。启蒙时代的心理学反映了人类摆脱灵魂观念，朝向物质观念的运动。“笛卡尔把法国心理学思想引向唯物主义……他相信有一个自由的非实体的灵魂和一个机械操作的身体，他用二元论解决这两个实体之间可能的矛盾。”笛卡尔的机械动物观促使了时代从唯灵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运动。18世纪时，拉·美特利又断然地砍去了笛卡尔二元论中灵魂的一端，径直宣称“人是机器”。他试图表明，当时人们所说的“灵魂的官能”从本质上讲依赖于大脑的组织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当拉·美特利断言灵魂不过是台“启蒙了的机器”时，我们看到科学已在理论上完成了“世界的去魔”。

“去魔”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所说的“驱除魔力”。对于缔造现代世界观的近代科学家来说，神性绝不是世界固有的。机械论观点的中心内容是，否认自然事物有吸引其他事物的隐而不露的力量。泛灵论天然的“远距离作用”被彻底否认了。这样，人类生命在变得自主的同时也与自然异化了。科学的发展与世界的世俗化（去魔）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共同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自身合理化或自律存在的过程。一方面，文化与传统社会的那种浑纯不分状态相互脱离，逐渐独立；另一方面，文化内部不同的领域相对独立和自律。M.韦伯用“自身的合法化”一语来描述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表明了获得自身合法性的领域都是以自身特有的规律而不是根据某个超越性的“元范畴”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在文化现代性建构中，分化和自身合法化是关键所在。

实验心理学从哲学中的独立反映了这一巨大的文化变迁。心理学诞生的日期原本可以提前19年，因为，在这一年，冯特的前辈、物理学家费希纳发表了《心理物理学纲要》。但是，由于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的出发点在于论证他自己的唯心主义泛灵论，而不是要创立一门独立的心理科学，这就有悖于19世纪的时代精神。而冯特则将当时突飞猛进的生理学与哲学二者结合，诞生了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生理心理学。这门新学科以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在19世纪的语境中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心理学之父”的殊荣当然也就非冯特莫属了。

冯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启蒙与浪漫主义共存。作为康德、菲希特和黑格尔的门徒，冯特在心理学体系的建构上追求着一种综合大全。这一企图反映了冯特对心理学中科学取向以及人文取向研究的基本态度。丹齐格在评介冯特时指出，人们曾认为冯特开创的实验心理学是以牛顿的自然科学实验为模式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冯特感兴趣的是个体意识而不是行为。因此，对冯特来说，人当然不能被当做一个唯其行为才可观察的自然客体。他的实验内省法也是出于对人的意识具有物理特征的和心理特征的考虑而设计的。黎黑认为，与其说冯特持有的是一种身心平行的观点，不如说是一种两面理论。平行和两面的区别在于前者可理解为两个独立的因素，而后者则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这一差异可使我们对冯特形成不同的评价。此外，在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中，实验者和受试具有交互性，实验仅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研究者们的实践活动而已。冯特非但没有将实验视作心理学研究中的唯一方法，还提倡心理学应该奠基在对人类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即所谓民族心理学或文化心理学之上。冯特还特别解释说，实验心理学只涉及心灵的“外围”，民族心理学才达到心灵的深层。

在上个世纪之交技术理性统治的年代里，冯特反对形而上学，拒绝任何形式的思辨心理学，用实验法来改造传统的内省法，并把意识经验确定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切都呼应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但是，在文化、社会以及科学知识领域不断分化发展的过程中，冯特却又倡导一种整体主义心理学，最后甚至“拒绝研究个体差异，主张对人类心理进行一种近乎柏拉图式的考察”，这就使科学心理学一诞生就已过时。“它仅是一种濒临绝境的文化产物。”技术理性所产生的巨大惯性，在社会分工以及知识本身的日益专业化的强化下，使社会从古典的整体和谐状态向现代破碎的异化状态不断地滑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面前，冯特是无能为力的。心理学一诞生就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化的必然。

（二）追求权力话语与心理学中现代文化的冲突

在现代文化中，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古典式和谐关系被打碎了，个体性越来越严重地被社会的群体压力所制约；同时，经济的迅速发展及科学技术和知识的膨胀使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受到极大的压抑。一种客体的物质文化正在压倒主体的精神文化，物化现象变成普遍的社会现实，金钱和商业价值日渐成为评判一切的根据。文化的变迁导致欧洲对“理性时代”的反动。“理性时代”的丧失在欧洲导致了人文的转折。在北美这种反动则具宗教性，并导致对知识的极端推崇。美国人特有的世俗化了的宗教和重商文化构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独特的理智背景。美国心理学自建立以后就一直疏于理论，有时甚至敌视理论。连美国心灵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铁钦纳都认为：“科学的问题就是描述”，“科学与因为、为什么一类的解释毫不相干”，“我绝不解释，或者说绝不拿‘因果关系来说明’任何事物。科学中所有的‘解释’对我来说只是非独立变量与独立变量的相关。……如果说因果性除相关外还有什么含义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只是一种虚构。”铁钦纳在此的观点显然是实证主义的，他的这种观点后来被斯金纳全盘接受了。在美国这一崇尚实用主义的土地上，心理学开始了全面“物化”或“外化”过程。随着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日益科学化，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却开始丧失“意识”，丧失“大脑”，直至“一命呜呼”。至此，占尽天时、地利的美国心理学开始按照美国的文化模式来生产心理学的科学话语。

这里所谓的心理学的科学话语是指现代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在《韦氏英语词典》中，“科学主义”被界定为一种观念，即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运用到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并认为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获得知识成果。哈伯马斯在《知识与人的旨趣》一书中指出：“在科学主义的尺度下，科学（或更确切地说自然科学）是唯一正确的知识，同时也是整个文化至高无上的中心，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科学主义给人类的幻觉是，人可以凭借科学技术，控制自然、改造社会、达到无限进步的理想。”实证主义坚持科学主义的原则，认为知识能通过科学所定义的东西来加以定义，并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程序方法论的分析，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美国进步的时代精神促进了实用的、客观的心理学的发展，而且实证主义把物理学作为科学心理模型加以介绍，所取得的成就正在吸引人们的视线。用这些论据提出行为主义是容易使人接受的。”因为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纯粹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客观实验。它的理论目标就是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华生语）。行为主义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主流达50年之久，这是心理学在科学主义的文化中追求自身合法性的结果，同时也是科学主义适应于美国文化的结果。

对自然科学的盲目崇拜，使得现代主流心理学竭立追求自身与自然科学首先实现外表上的一致，以此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因此，“物理学的语言成了心理学的理想术语。科学的脸面远比真知灼见更具魅力。心理学史成了对自然科学的模仿史。在体制的建构领先于学科的内容、方法领先于内容方面，心理学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为追求客观、理性、实证的知识，科学主义放弃了对价值、对人的心理的特殊性，以及对心理发生的特殊语境──社会的研究。这样，人被视同为物一般的实体。

然而，正如利奥塔所言：“科学在起源时便与叙事发生冲突。用科学自身的标准衡量，大部分叙事只是寓言。”自然科学企图以唯一的标准去衡量叙事知识，从而使一切人文知识陷于“非合法状态”。在知识的合法性问题上，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是依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而加以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传播的，以防范话语的权力和危险及应付偶然事件。”这就是说，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象力的结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话语构成了普遍的文化实践的基础部分。在福柯看来，真理和谬误间的区别，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社会权力中心中占上风的话语模型决定的。而这种话语模型与其说是在假设与观察或理论与实践之间进行自主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产物，不如说构成了在一定时期内决定哪些理论和实践占上风的基础。福柯据此认为，西方人的“求知意志”的现代史，并非一个不断迈向“启蒙”的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而是一个在由各种排斥所构成的系统中欲望和权力永无止境地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话语的背后是欺和骗的结构。而不同的话语之间是激烈的争斗，一方是那些声称自己对话语拥有“权力”的集团，另一方则是那些被否认对他们自身的话语拥有权力的集团。

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反抗。心理学中的极端的科学主义观点遭到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心理学家的反对。罗洛·梅指出：“有人相信，如果我们不能将某种事、某种经验用数学方式表现出来，那么这件事，这种经验就不真实；如果我们能将其简化为数字，那它就必定是真实的。这种看法在我们的文化领域中影响甚广。这意味着将一事物抽象化……可是这样一来，现代西方人便面临非常可笑的境地：在将一件事物抽象化之后，他反而得说服自己相信它是真的。这种情况跟西方世界蔓延着的隔绝感和孤独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为我们让自己相信的唯一‘真实’经验恰恰是不真实的。我们否认了自己是经验的存在。”然而，“存在是根本，是它将一个人身上的无限复杂的诸种决定因素组合起来，使这个获得经验的人具有某种自由，认识到作用于自己的各种力量……”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在其内部含有自己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在当下是作为动力积极地活动着的。看不到这一点，心理学的理论至少是不完善的。在马斯洛看来，“我们现在称之为心理学的许多东西，都不过是一种谋略研究，目的是回避新奇事物困难引起的焦虑，办法是使人相信未来仍然像过去一样。”正是这种对焦虑的逃避，不仅导致我们于另一个人心灵的隔膜，而且惊人地歪曲了现实。这一部分心理学家反对那种将人还原成物、将意识外化成行为的研究，要求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恢复人的尊严和地位。“行为主义内外两方面的心理学派──由心理学家们自己清楚了解的学派──为控制领域而互相争斗与为了解人类行为而和自然进行斗争所用的气力几乎相同。”为了争夺权力话语，人文主义心理学对行为主义展开全面的攻击，终于将自己定在与行为主义对立的一极，从而形成了金布尔所说的“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心理学家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文化群体，并由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过分强调导致了心理学中两大文化的分离、对立和冲突。

（三）向总体性宣战与心理学的后现代文化观

心理学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视人为理性的存在物，是宇宙的中心。“现代性”假设通过理性和科学，人类可以获得解放和进步。现代心理学──无论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本主义的──都是现代观念及其实践的产物。无论是技术理性抑或对技术理性的浪漫主义反动，仅仅是现代性的两个侧面而已。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来看，现代性的本质应该回归到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现代性起源的丰富而又开放的人文主义，不应该是严格的理性以及对启蒙主义的确定性（即“真”）的追求。

与“现代性”有关的另一个术语是“现代主义”。“现代性不能等同于现代主义。后者是一种（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思潮。尽管这一思潮可以追溯到发生在19世纪的众多个别的理智事件，但它只是在本世纪初才完全兴起。若以反观的方式将它与启蒙作一类比，现代主义则可被视为‘后现代性’的一项规划，抑或后现代状态的前兆阶段。在现代主义中，现代性将目光转向了自身并企图获得清晰的视力和自身意识。这一切将最终揭发它自身的不可能性，从而为后现代的再确定铺平了道路。”这就是说，现代性表达了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美好愿望。但是，在经过现代主义的实践之后，人类却丧失了对以理性和科学来谋求人类普遍发展的信仰。因而，后现代性标志着在乌托邦的幻觉破灭后以及在对现代性的信仰丧失后，人类所面临的一种再确定或反思的状态。

如上所述，现代性不仅包含了启蒙的理性，它还包含着浪漫主义的逆反应。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当然未跳出现代思维的框架，在与主流心理学争夺权力话语的斗争中，最终将自己定在与行为主义对立的一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心理学中的两大文化都是现代性的体现和产物。行为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无限崇拜最终消解了人的自身的存在，将人的心理外化为行为，还原为分子；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个体主体以及自我实现的崇拜使人的个体性不堪重负，无限膨胀。人最终被架上了宇宙中心这一祭坛。无论心理实验室中的受试抑或人本主义的自我，都缺乏历史性和社会性。在现代心理学中，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已成为现代性的正反两个侧面。人从其特定的文化中抽象了出来，行为与意识都与其内容相分离，与人类活动的意向客体相分离。文化内涵因而被认为是偶然的、局部的，心理过程被认为是根本的、普适的。这里有一个双重抽象，即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心理”不仅从社会、历史语境中抽象了出来，还从其文化内涵中抽象了出来。

导致心理学成为一门空洞无人科学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对“整一”的追求。这个“整一”就是利奥塔要与之宣战的总体性，是“后现代”所怀疑的“元叙事”。因此，在现代性条件下，由于知识主体都是从相同的元叙事出发来讨论，于是就有可能在知识的讨论中获得某种普遍一致的共识。然而，在后现代条件下，现代科学不再追求那种对本真或第一因的追问。元叙事因此被消解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知识的分化及不可通约性的增长，“正在到来的社会基本上不属于牛顿的人类学（ 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它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语言游戏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便是元素异质性。语言游戏只以片段的方式建立体制，这便是局部决定论。”这就是说，真理的条件或科学的规划只存在于游戏群体内部，合法性来自于科学共同体专家们所达成的共识。现代性所援引的“宏大叙事”被解构后，和谐随之消失，不可通约性不断增长，总体性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的、多元的小叙事。后现代主义坚持认为，实在并非为一个单一的、整合的体系，恰恰相反，它是由异类元素和事件构成的一个非一统的、碎片化了的聚合。甚至自我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些非整合的意象和事件的杂合。

后现代主义认为，将实在“统合”成一个单一、整合体系的话语，都是排斥和歪曲多样性及不确定性的骗局。每一运动变化都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多种作用力的特定组合的结合。知识应该关心这些局部的、特定的情况，而不是追求超越语境的一般规则。因此，处在后现代的状况中，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心理学只是一个异质的统一体。在放弃了对“元理论”的追求后，后现代主义要求人们在拥有自己的判断方式的同时，还可以追问是否仍有其他解释、其他的判断方式是否可能。对那些以其他方式来评判自己生活的人们的存在加以否定，从理智上看是不负责任的，也是粗暴的、不公正的、非法的。库克“要求心理学承认它的不同学派和分支领域，而不主张把它们驳倒。‘心理学’应该被‘心理学的研究’所代替，这是一种愿意接受多元论，而不预先肯定某种特殊方法的说法。”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心理学是从一定的文化土壤中发展而来。然而，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心理学的文化植根性则被完全忽视。心理学丧失了它的基本活力。对权威和文化霸权的屈从以及对自身合法性的追求，使得心理学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极之间摇摆不定，“心理学是一门充满危机的科学”（黎黑语）。但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认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只是心理学的两大研究取向。它们虽然在心理学研究这一连续体上处在对立的两极，但这一对立却突现了一个中点的存在。这个中心就是处在一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人。如果在心理学中我们能够恢复人文关怀，恢复人的“泥土性”，心理学便有可能复归到它的原有本质。科学的研究可令心理学更为精致，人文的关怀将使心理学保持其应有的本性。科学与人文各司其职，我们的视域便将更为开阔。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科学应该具有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