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米尔格兰姆 [Stanley Milgram 1933.08.15－1984.12.20]，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斯区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因心脏病逝于美国纽约市。

他的父母是来自东欧的移民，父亲是面包师，母亲在面包店工作，米尔格兰姆在家里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他在当地长大，1950 年从詹姆斯·门罗高中毕业后进入昆斯学院主修政治学，他和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家的津巴多（Philip G.Zimbardo）是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1954 年获昆斯学院文学学士学位，然后赴哈佛大学深造，1960 年 6 月在 G.奥尔波特门下获社会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任心理学副教授。米尔格兰姆对社会问题深感兴趣，他的博士论文即是在挪威和巴黎进行进行的关于跨文化的从众行为差异的调查。从巴黎返美后，1959－1960 年，他在普林斯顿研究所担任以研究从众行为而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 S.阿希的研究助理。1962 年回到哈佛大学，担任该校社会关系系国际比较研究课题的行政负责人。同年，他和精神病学社工门金（Alexandra "Sasha" Menkin）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1967 年进入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1974 年转任心理学教授直至去世。

米尔格兰姆最为著名的是他关于服从行为的实验研究，服从实验（Milgram's obedience experiment）也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实验之一。由于自己是犹太人后裔，米尔格兰姆对犹太人被纳粹党大屠杀有切肤之痛。他深感如果他在东欧出世，早就已经死在集中营里。他着力研究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性，如何令人放弃个人的道德标准，而作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便是米尔格兰姆的服从性实验的背景。1961 年 7 月，米尔格兰姆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以每小的 4.5 美元的价格招聘到 40 名自愿参加者，他们包括教师、工程师，职员、工人和商人，年龄在 25－50 岁之间。实验由一个指导者（权威）、一个扮演学生的实验同谋和一个扮演老师的被试所组成，指导者先解释这是一项有关学习与记忆的研究，目的想了解体罚对学习的效果。要求两人一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其中一人当学生，另一人当教师。教师的任务是朗读配关联词，学生的任务是记住这些词，然后教师呈现这些词，让学生在给定的四个词中选择二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选错了，教师就通过按电钮给学生以电击作为惩罚。事实上，指导者事先已经安排了每次抽签的结果总是真正的被试作为教师，而作为学生的却是实验者的助手。实验过程中当学生的假被试和当教师的真被试被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学生的胳膊上绑上电极并被绑在椅子上，以便在记忆词汇发生错误时被教师惩罚。教师与学生之间是通过声讯的方式进行联系的。教师的操作台上每个电键都标明了电击的严重程度，从 15V 的“轻微”到 450V 的“致命”，由 400V 开始，仪器表上贴着“危险，强烈电击”的警告。这些电击实际上都是假的，但为了使教师相信整个实验，让其接受一次强度为 45V 的电击作为体验。

在实验中，学生每答错一题，老师即加重电击量。随着电击强度的增加，学生也由呻吟、叫喊、怒骂逐渐到哀求、讨饶、踢打，最后昏厥。若被试表现犹豫，指导者则严厉地督促他们继续实验，并说一切后果由指导者承担。最后实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当电压增加到 300V 时，只有 5 人拒绝再提高电压，当电压增加到 315V 时，又有 4 人拒绝服从命令，电压为 330V 时，又有2人表示拒绝；之后，在电压达到 345V、360V、375V 时又各有 1 人拒绝服从命令。共有 14 人（占被试的 35%）做出了种种反抗：拒绝执行指导者的命令。另外 26 个被试（占被试的 65%）服从了指导者的命令，坚持到实验的最后，尽管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后来米尔格兰姆将实验在许多不同团体的人和不同的情境重复好几十次，所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大部份的人会去顺从来自外部的权威，当被权威人士命令做某事时，即使这样做会违背其良心，或这服从是错误的，大多数人还是会服从；米尔格兰姆认为，这研究结果解释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的残暴行为。1961 年 10 月 26 日，纽约时报报导了米尔格兰姆的实验，但他的实验并没有得到其它（权威）学者的认同，还遭受四方八面的严厉抨击，甚至失去耶鲁大学的教席。

1974 年，米尔格兰姆说：“有不少人会去做被告知要做的事，不管那是什幺事，而且他们的良知也不会设限，只要他们觉得这个命令是来自合法的权威者……。这就是我们研究中最基本的课题：平凡的人，只是做他们的工作，而且没有任何的恶意，就可以成为可怕毁灭过程中的执行者。”米尔格兰姆在《美国名人录》中谈到他的成功秘诀时说：“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我是这样看待世界的：我们不应试图控制任何实际感觉，而是应该了解它。人与人之间应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米尔格兰姆对服从问题的实验研究，使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普遍的赞同。他揭示了由于对权力主义的服从，使得一些人对另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所造成的痛苦。他认为他的实验还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纳粹残害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受害者的残暴行为。

米尔格兰姆的另一项著名研究是他提出的六度分隔（六度分离，或称小世界效应）理论。这个理论可以通俗地阐述为：“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让任何两个陌生人认识。”1967 年，米尔格兰姆曾经想要描绘一个连结人与社区的人际连系网，提出了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假设。他认为，任何两个陌生人都可以通过“亲友的亲友”建立联系，而两人之间的中介大约是 5 人。在米尔格兰姆之前，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索拉·普尔和 IBM 的数学家曼弗雷德·科臣曾经做过相关计算，得到的数字是 3。自称为“实验主义者”的米尔格兰姆对这一数据并不满意，于是亲自设计并执行了著名的六度分隔实验。他从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招募到一批志愿者，随机选择出其中的 300 人，请他们邮寄一个信函。信函的最终目标是米尔格兰姆指定的一名住在波士顿的股票经纪人。由于几乎可以肯定信函不会直接寄到目标，米尔格兰姆就让志愿者把信函发送给他们认为最有可能与目标建立联系的亲友，并要求每一个转寄信函的人都回发一个信件给米尔格兰姆本人。出人意料的是，有 60 多封信最终到达了目标股票经济人手中，在发表于 1967 年 5 月《今日心理学》上的论文中，他描述了一份文件是如何仅用 4 天时间就从堪萨斯州的农场主手中转交到麻省坎布里奇某神学院学生妻子手中的：农场主将文件交给一个圣公会教父，教父将其转交给住在坎布里奇市的一位同事，然后文件就到了神学院学生妻子的手中 - 整个过程只需要 3 步，而中间人只有两个。并不是每一个实验对象都如此成功，但平均所需中间人的数目为 5。也就是说，对于米尔格兰姆的陌生人，6 步是最远的距离。虽然在米尔格兰姆之前也有人提出过相关的理论，但是他是第一个用实验的方式来证明这个理论的人，并使得这个实验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经典范例之一。米尔格兰姆在学术研究之外也热衷于拍电影和写诗，不按牌理出牌是他的一贯作风。但在“六度分隔”这一问题上，他的研究一度被视为是最严谨和最权威的。

然而，朱迪斯·克兰菲尔德（Judith Kleinfeld）却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当她最初试图重复米尔格兰姆实验时，身为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克兰菲尔德对 1963－1967 年在此任教的米尔格兰姆满怀敬意。但当她深入查阅保存在耶鲁大学档案馆中的米尔格兰姆实验的相关材料时，却惊讶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发现的事实 - “我非常沮丧并且失望透顶。我想，天哪，斯坦利，你是怎么才能够办到的呢？”克兰菲尔德如是说。是什么让她对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结果产生怀疑并充满失望呢？答案很简单：实验的完成率极低。根据米尔格兰姆留下的材料记载，在进行主体实验时，300 名志愿者中，只有 29% 的人最终将包裹送到了目标对象 - 波士顿的股票经纪人手中。但仅在纳布拉斯加州的志愿者中，就有 100 人持有蓝筹股。在另外一个产生了著名的神学院学生之妻故事的实验中，60 份文件中只有 3 份最终到达了目标对象手中，且平均要经过 8 个人之手。此外，克兰菲尔德找不到任何有据可查的对米尔格兰姆实验的重复验证记录。

反对者与支持者的针锋相对永远都不是判断真伪的最佳途径，事实和数据是最有力量的。在这方面，邓肯·瓦茨（Duncan Watts）属于实干派。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同自己的导师、数学家史提夫·斯托加茨（Steve Strogatz）岁着手构建人类如何通过社会途径彼此紧密相连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显示，如果人际网络由随机但却紧密联合的小联合体构成，则可以通过快捷方式将巨大网络中的成员彼此相关联。为了验证这一模型是否存在，瓦茨设计了一个线上小游戏，通过搜索网际网络电影数据库找出任何一个从古到今的演员同演员凯文·培根（Kevin Bacon，电影《透明人》的主演）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上万名在世或已去世的演员同凯文·培根产生联系所需中间环节的平均数目为 2.918。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名演员与培根产生联系所需的中间环节数目超过 10。

如果说在演员圈中的实验还并不足以证明“小世界”效应的话，瓦茨正在进行中的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提供支持的小世界研究项目（Small World Research Project，简称 SWRP）则可能为“小世界”效应真伪之争最后画上一个句号。SWRP 是一个基于网际网络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项目，选定的目标对象包括各种年龄、种族、职业和社会经济阶层中的人。志愿者在得知目标对象的基本情况后，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的方法争取与其产生联系。瓦茨的研究小组建立了一个名为小世界项目的实验网站，每一个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在网站上注册，然而透过这个网站把电子邮件发给最可能实现任务的亲友。“所有的讯息必须从我们的网站上发出，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追踪它们传向目标的过程。”这场互联网接力赛的终点是分布在不同国家的 18 个人，包括纽约的一位作家、澳洲的一名警察以及巴黎的一位图书管理员等等。从 2001 年秋天开始的 1 年多时间里，来自 166 个国家和地区的 6 万多名志愿者在网站上注册、参与这项实验。结果，一共有 384 个志愿者的邮件抵达了到达站。电子邮件大约只花了 5 到 7 步就传递到了目标，这正是米尔葛兰所描述的“六级分离”。由于一般人对来自陌生人的电子邮件大多抱有戒心，失败率较高，因此瓦茨希望参加人数能够达到 10 万人，从而获得比较精确的结果。

克兰菲尔德对瓦茨的实验并不看好，她认为，使用网络和电子邮件的人本身就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只有科学家是生活在小世界中的，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可并不彼此相连”。对这一点，瓦茨也不得不承认，采取电子邮件的方式是一种折衷。但是，他也指出，在汇集大量参与者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可以同网络相比。

无论这场争论最终谁胜谁负，记住米尔格兰姆在 1974 年说过的一段话也许是最重要的。他说：“当个人希望站在权威的对立面时，最好要从自己那一群人中寻求他人的支持。人与人彼此之间的支持，是对抗权威和独裁的最坚实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