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功能、地位影响乱伦禁忌的强度

晁天义, 卫崇文

　　先秦时期的家庭往往承担复杂的社会、政治功能。由于“国之本在家”,因此对家庭的损害有可能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以维护家庭稳定和团结为目的的乱伦禁忌自然会得到高度重视,《礼记·大传》说:“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这种“虽百世而昏(婚)姻不通”的观念,投射出古人对同姓通婚所可能导致恶性后果的深刻忧虑。《礼记·曲礼上》:“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对于两可之间的婚姻以占卜方式决定去取,这是一种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的处理方式。先秦乱伦禁忌的强度尤其表现为繁琐的礼制规范,《礼记·内则》:“(男女)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 则受以篚。其无篚, 则皆坐, 奠之, 而后取之。”《曲礼》:“嫂叔不通问。”《檀弓》:“嫂叔之无服。”《杂记》:“嫂不抚叔,叔不抚嫂。”这些规定表明人们极端重视家庭价值、家庭稳定与社会安危紧密相关的基本事实。相反,在家庭功能单一化、社会地位降低的情况下,乱伦禁忌的范围和严格程度便会缩减。现代家庭在功能方面已不可与古代同日而语,家庭的稳定与否最多只影响到有限的几人而已。正因为这样,现代法律或习俗往往侧重于从优生学角度考虑婚姻关系的可行性,要求三至四代之间直系亲属之间不得发生婚姻关系而已,超过此限者则不在禁止之列。禁忌标准的这种变化,其实正是现代社会中家庭功能衰退、地位降低的结果。

家庭功能、地位与乱伦禁忌之间的共变关系,还反映在不同条件下人们对乱伦行为惩处的严厉程度。一般而言,当家庭功能复杂、地位崇高时,社会对乱伦的惩处就趋于严厉; 相反地,当家庭功能简单、地位降低时,这种惩处就趋于温和。齐襄公与其姊文姜的乱伦行为发生之后,春秋时期的史书、诗歌纷纷对之予以谴责和讽刺。同样的道理,《论语》等书对鲁昭公娶吴女也进行了严厉指责。在特罗布里恩岛那样的母系社会中,乱伦行为一旦被发现,双方当事人面临的便是死亡。1915年,瓦卡伊鲁瓦村一个叫科马依的男青年跳树自杀。三年之后人类学家发现事情的真相:科马依爱上了他姨妈的女儿,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人们试图将他们分开但未成功。最后女孩的合法恋人公众羞辱了他,在村里高喊他违反禁忌并指明这一关系中所涉及的女子。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科马依走上了自杀之路。在印度阿萨姆邦的卡西人中,如果本氏族的某男女被发现同居,就被视为乱伦,人们认为这样将招致大祸临头。当暴雨倾盆时,东印度哈尔马赫拉岛的加莱拉人就说,一定是有兄妹、妇女或其他乱伦行为发生。只有将这件事找出来,才能使雨停下来,被指控的肇事者将被溺死或扔进火山口。婆罗洲的海上达雅克人遇到连日大雨,庄稼在地里要烂掉时,就会将它视为有人乱伦或重婚的结果。山地达雅克人厌恶乱伦,连表亲婚也不容许。1864年,当地人告诉一个西方人休·洛尔先生,说是因为有个酋长娶了自己的孙女,结果破坏了整个村子的安宁,于是那老东西就被废黜了。怀特曾分析了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乱伦行为惩处方式的显著差别,他总结说:“乱伦犯罪在原始社会中要比在我们的社会中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在原始社会里,处死是常见的惩罚,在我们的社会里,惩罚却很少超过十年监禁,而通常要比这少得多。”他分析其中的原因说:“在原始社会中,个人与家庭间的私人和亲属关系较之在高度发达的文化中重要得多。在发达文化中,情况则有所不同。社会不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建立于财产关系和地域划分之上。⋯⋯因此,族外婚的重要性大为缩小,而对乱伦的惩罚也日渐轻微了。”这就是说,乱伦禁忌的强度在不同社会状况下发生显著变化,根本原因就是家庭在两种社会类型中的功能和地位形同霄壤。家庭功能、地位与乱伦禁忌的强度之间相互制约,这是二者之间存在共变关系的第三个证据。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家庭功能复杂,社会地位较高时,乱伦禁忌的范围就较为广泛,强制力度也较大;反之当家庭功能弱化,社会地位降低时,乱伦禁忌的范围也将缩小,强度亦会降低;乱伦禁忌的范围和对象也随着家庭类型的改变而改变,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条件下乱伦禁忌的对象就有显著的不同。这三方面的共变性表明家庭与乱伦禁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联系,也足以证明乱伦禁忌作为一种道德现象不过是家庭环境的产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