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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
邱兴华有严重的精神病嫌疑，连检察官都承认，可是二审法官就回避开来。并不是法官不愿意遵守程序正义，而是精神病鉴定下来，邱兴华必定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而天平的另一端是六条人命和几十个家属，以及无数同情受害人一方的人。法官被法和情分割成两半。 如果邱兴华仅杀一人，则精神病鉴定通行无阻，可是邱兴华杀了六人，这天平如何平衡。即使最讲程序正义和法律精神的法学家，心中也要掂量一下。眼中难道不是饱含泪水？ 在极端情形之下，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信仰。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杀人犯跑到教堂之中，找到信仰坚定的神父，要他作伪证，说他杀人的那时候，没有在杀人现场，而与神父在一起。神父说，不可说谎，拒绝了他。杀人犯说，我给你十万，你给我作证。神父说不。杀人犯说二十万如何，神父还说不。杀人犯说五十万。神父没有说话，摇了摇头。杀人犯说一百万，神父怒声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接着把杀人赶了出去。别人问他为什么要生气把人赶出去，神父说，金额再大下去，我就要崩溃了，忍不住答应他，只能赶出去这样避免自己被诱惑犯下错误。 邱兴华杀了6个人，还有些对法治和程序正义信仰坚定的法学家和律师站出来。可是如果杀了60、600，甚至6000人呢？这时候还有谁站出来？除了准备殉难的圣徒之外，恐怕没有。能够沉默不言，已经是法律精神渗透其中知行合一了。我相信的大部分法律人，会愤怒如平常人：杀。更别提精神病鉴定。 可是，如果程序正义在极端情形下瓦解，这还算法律信仰？信仰是无条件的，任何时候，只要没有超出可以承受的边界就必须如此。忍着巨大的伤痛也必须如此。仇恨大如山眼中喷火也必须如此。如果杀了60人，被认为超出可以承受的边界，就无需程序意义，那么杀6个人，也可以这么认为。可以承受的边界是变动不居的，可以通过鼓动和盅惑，随意扩大和缩小。例如说，当一个贪官强奸了保姆，假设有严重的精神病嫌疑，可是民众对贪官非常愤怒，如果按照"可以承受的边界"，人人可以诛杀之，那也是可以废弃程序正义。这类的事情，文革中间的还少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胜纳粹以后，对纳粹就主张不用法庭审判，直接军事处置了事。 英国有一位法官说，天塌下来也要实现正义。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的信仰，必须超越最极端的情形。只有神圣的，来自上帝的绝对律令，才能超越最极端的情形。法律必须是神圣的，一个在于克制强大的利益集团，让他们也敬畏恐惧，不敢利用强势来变革法律，让法律来偏向他们；一个是超越最极端的情形。只有超越了最极端的情形和例外状态， 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才不会轻易倒塌。《圣经》中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敌人的城池，上帝首先质问他，是武力还是律法是战胜敌人的力量。 只有来自上帝的神圣法律，才是超越了最极端的情形和例外状态的法律。没有超验根基，法律大厦一推就倒了。 因爱而正义，判决一个人死刑，乃是为了成全他。就像一个父亲杀死忤逆儿子一样，是为了让儿子堂堂正正的作个男人，死亡是成年礼节，儿子人格上完善的必要步骤。从司法告别血亲复仇以来，正义并不是完全的仇恨，也并不完全是为了抚慰受害人，而是爱。否则废除死刑的文明作法无从说起。 邱兴华杀的6个人家属以及很多人痛恨邱兴华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除了恨之外，还有宽恕和爱。即使是杀人如麻的暴君，基督仍要宽恕和爱。对于受害人家属来说，来自正义的抚慰远远不够，还要来自上帝的恩典。 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害而痛恨凶手，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凶手，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罪犯嫌疑人。美国的刑诉诉讼法因为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假定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罪，因此非常自私的保护每一个都可能犯罪的公民，例如米兰德规则。这里把警察当作首先警惕的人，而把辩护律师当作英雄。对判决结果，宁纵毋枉。制定法律，应该假定自己最糟的情形，如果你是邱兴华的家属，你就会赞成精神病鉴定。保护少数派的利益，就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利益。 没有基督教，真的很难有真的法治，真的很难有公民权利。公民和受害人，都是没有爹娘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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