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方面的近期发展
在1979~1992年间,中国与心理治疗相关的出版物多是关于行为治疗、认知治疗、生物反馈、支持性治疗、森田治疗、音乐治疗、催眠治疗、家庭治疗和来访者中心治疗,而领悟取向的治疗则报道较少。(Zhong,1992)。在中国1992年进行的204个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调查证实,最常见的理论取向是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认知治疗(Qian & Chen,1998)。但是,近几年,专业机构,比如中国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已鼓励心理治疗的整合,作为一种资本优化,不同的治疗方法都可以使用(Li,Duan, Ding, Yue,&Beitman,1994)。
行为治疗是最常见的方式,主要是它较早进入中国,而且在使用中相对简单。一些研究证明了行为治疗对癔症 (Zhang &yang, 1986),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Dong, Li, Tian<&Wrn,1980),恐怖症(Jia & Sun, 1995),和性欲倒错(Fang, Li, &Sun,1990)的有效性。但是,其中有些研究因为样本小和缺少对照组而有限制性。
贝克认知治疗模式是在1989年由季建林和徐俊冕通过有影响的《中华心理卫生杂志》引进的。两个有关认知治疗的国际培训项目1991年由徐俊冕和季建林在上海举办的(Xu & Ji,1996)。在90年代,徐俊冕发展出一个认知治疗模式,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运用标准化的评估程序(比如,中国版的SCL-90,贝克抑郁量表),随之就是简短的认知干预。治疗很少超过30分钟,病人被看成是无预约偏倚。镇静药和抗抑郁药,还有中药常被用于作为联合治疗措施。
到1996年,有20篇发表的研究说明了认知治疗对抑郁、焦虑障碍、性功能障碍和人格障碍的有效性。在他们的综述中,徐俊冕和季建林(1996)做出的总结是认知治疗总体而言是有效得的。将认知和行为治疗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病人可以规因于这些疗法与中国纯理性和实用主义、要求指导、开药和关注症状消除的价值文化有很好的匹配。(Chen, 1995; Tung, 1984)。
考虑到道教对中国认知和应对方式的影响,张亚林博士和他的同事(2002)发展了第一个本土形式的认知治疗。中国道教认知心理治疗(CTCP)包括15次治疗,每次是1个小时,完成需要在6个月。来访者应激水平、需求等级、冲突和应对方式都要进行仔细的评估,随后是有关的32字保健诀的讨论。正如张亚林等人所说,32字保健诀由体现道家思想的四个八字句组成:1“利而不害,为而不争”;2“少私寡欲,知足知止”;3“知和处下,以柔胜刚”;4“清静无为,顺应自然”。
帮助来访者完成一个对这些哲学教义深的理解,并运用这些原则比如接纳、分离、安宁和与自然法则保持和谐以应对心理社会冲突。随机对照的临床结果显示:143例焦虑病人支持CTCP治疗的有效性(Zhang et al., 2002)。多数支持性结果都是CTCP和安定联用的结果,安定可以导致症状明显减少,这在短程和长程病人中都是如此。
虽然自8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心理动力治疗的理论文章就很常见,但因为文化异元性限制了其应用,以领悟为取向的方法还是相对滞后。首先,行为和认知治疗是在行为和思维水平进行干预,但领悟取向的治疗则强调情感和人类经验中的无意识(Tung, 1991)。这种关注一个人的内在情感生活是和一些中国人强调情感控制的价值完全相反的(Wu, 1994)。根据中医理论,一个平和的心灵有助于阴阳平衡。过度的情感、欲望和自我放纵都是会影响一个人的身体的平衡,而且可能导致躯体疾病的形成(Veith,1997)。
第二个文化异元性与在分析情境下以来访者-治疗师关系为中心的模式有关。这可以从与美籍华人一起工作的体验中得以反映,Tung(1991)强调中国人相对独立的自我和对家庭关系的强调削弱了治疗关系的强度,以及移情分析的重要性。针对白种人的治疗“主要处理移情扭曲”,对大多数美籍华人,Tung则认为“治疗性探索从来没有远离家庭范围,要直接处理早期客体所遗留的核心冲突”。但是,另外一些从业者认为,考虑到心理外的、重实效的和一些中国人的理性取向,同时对西方心理治疗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特殊的文化改造,精神动力性和精神分析性方法也许可以得以部分运用(Wu,1994; Yi,1995)。
用于弗洛伊德强调家庭和早期童年经历,特别是关于中国案例,北京精神病学家钟友彬形成了也许是第一个精神动力治疗的文化改造版,这个疗法被称为“认知-领悟疗法”(Qian et al .,2001; Zhong, 1988)。这个短程方法的独特的文化特色在于信赖大家庭系统中的成员协助来访者回忆显著的童年期创伤(Tung, 1991)。钱铭怡等人已发表了认知-领悟疗法对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恐怖症和性倒错有效的案例研究。(Qian et al.)。但是,因为在评估治疗一致性方面的困难,还需要对认知-领悟疗法进行随机临床对照研究。
在过去的10年,精神分析已开始出人意料地进入了中国临床实践。在德中心理治疗培训项目的赞助下,几十个中国优秀的精神病学家接受了精神分析和其他领悟取向治疗的培训。首次全国性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开始于1997年。参与者在项目开始阶段就接受了德国分析师10天的强化培训和督导,从1997年到1999年每年两次。到2004年9月已对精神病学家完成两期三种取向的培训。在1996年,德中继续教育项目开始对资深的中国治疗师提供高级的培训和督导,以保证他们能在当地独立培训他们的从业者。现在,中国精神分析领域还处在婴儿期。我们期待精密地研究其对中国国情的适用性的研究问世,也期待产生出基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指南。
培训和教育
虽然在城市有不断增长的咨询兴趣,合格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供应还是特别少,使得一些人质疑其整体上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Pearson, 1999)。现在,在中国有不到1000个精神病机构,110,000张精神病病床,和13,000个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其中大多数资源都集中在城市。虽然,这些数据显示从1948年以来的巨大进步,但仍然是每10,000个人不到一张床,每100,000个人不到一个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关于在中国谁在提供咨询和治疗,施琪嘉博士和他的同事(2005)近期进行了最大型的心理健康咨询者的调查。作者调查了258名从事临床工作的咨询者。结果显示大多数是医生(比如,精神病医生、神经病医生和通科医生)和有心理学或教育学大学水平的个体。另外,还有相当多的是非专业人员,他们接受了较少的咨询培训以提高他们在企业、监狱和学校的工作。在提供教育证书的人中,11.7%有博士学位,32.6%有硕士学位,42.2%的有学士学位,13.5%的有专科文凭。(医生有两个培训水平:高水平医生在5或6年制的医科院校中学习综合医学,而低水平的医生在医学大专院校完成3年的教育学习[Pearson & Phillips, 1994]。与美国对学士学位的要求低于医学院的注册不同,在中国学士学位意味着中国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医学院,在获得医学学士学位的基础上,他们就进入了医学专业的行列)。
因为在中国很少有大学提供心理治疗或咨询的课程,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继续教育项目,比如劳动部的心理咨询师培训项目、德中心理治疗培训项目、国际心身医学培训项目(武汉)、和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南京)。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施琪嘉博士和同事主要调查的是在临床设置下工作的咨询师。对那些分布于国家中小学、监狱和灾难性现场的从业者的培训和教育我们就所知相对较少。
虽然他们的研究有些局限性,施琪嘉博士和他的同事的研究反映了中国咨询师的培训与美国相比,有一些重要的差别。首先,从业的咨询师所接受的培训的质量和数量来说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由劳动部负责的心理咨询师培训项目有三个水平的证书,包括144个小时,24天,或3个月的培训。为了规范职业行为,现在已经起草了心理健康咨询师必须有从业执照,而一个可实施的伦理法则草案也在形成之中。
其次,因为一些咨询师是受训的医生,在中国其培训是心理学和医学培训的整合。精神病药物、中草药、针灸(比如,对身体进行热疗),以及放松训练都有可能成为辅助治疗(Qian et al ., 2001)。后者比如太极拳,一个本土武术和中国式练习,由一系列平和流畅的动作组成。还有气功,被宽泛地翻译成一种结合了运动、控制呼吸和冥想的养精蓄锐的运动方式。对心理卫生治疗强调机体整体性,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是和病人对治疗的要求一致的,同时和传统医学中心身相互作用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未来的方向 正如我们所愿,我们已经证明了,目前在中华人们共和国正在经历咨询和治疗的令人激动的发展。过去25年间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转变创造了一个新的心理卫生产业,在治疗外,它还推动了康复和预防。虽然受到西方治疗方法的影响,当代中国咨询和治疗的形式变成了一个新的考虑到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哲学传统和求助方式的杂和体。本土的治疗方式,比如太极拳和气功,会和那些新的治疗技术继续并存。专业的兴旺是健康的标志,并有助于咨询领域的民主化。比如,更多的传统的中国咨客也许会从与文化匹配接近的治疗中获益,同时更多的西化的中国咨客可能从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治疗中获益。中国人中地域、文化、和经济的多样性,证明了,需要评定每个咨客在大的社会和生态学背景下的所处的位置,并采用灵活的咨询模式。
但是,迄今还几乎没有有关社会人口统计数据和文化偏差对临床疗效影响的论文。在这个方面,在美国形成的多元文化咨询或治疗方法也许有特殊的指导意义(Sue & Sue, 2003)。考虑到一些西方治疗已经被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文化背景,我们认为西方咨询方法也可以走异体结合的道路。和中国咨客一起工作的美国心理健康咨询师,也可以从中国健康咨询师已发现有效的那些疗法中获益。另外,本土的中国治疗也许会对西方咨客有效,比如,佛教、道教、还有中医,对美国社会主流都会有更大的影响。
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有助于鼓励美国的心理健康咨询专业人员和我们的中国同行寻求专业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在中国背景下的咨询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将有助于对近1/5世界人口的中国人形成更有效的模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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