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与瞻望：心理学的三大测验技术(二)

二、系统歪曲假设诸说：对问卷测验的批评
不独移植西方量表在中国遭到非议，就连问卷测验技术本身，在西方也遭到批评。
美国心理学家凯利曾经有个著名的假设：“人是科学家”。因此他说：你要想知道人的心理吗？你可以直接去问他。凯利的论断道出了西方普遍流行的问卷测验的主要思路。无疑，问卷测验在欧美是心理评估的主要技术手段。问卷测验技术具有多种优势：(1)可以不受局限地用以评估人的各方面的心理现象与特质；(2)节约时间、人力、经费，可以在集中的时间内获取较多人的资料；(3)可以通过建立常模来进行比较，获取客观化、标准化的推论；等等。
但是，问卷技术仍有不少局限与缺点。对问卷技术比较尖锐的批评，当属Shweder和D’Andrade。他们提出“系统歪曲假设”，认为在人格自陈问卷测验中，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是基于记忆的，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各种行为类别的语义的相关，并非真实行为本身。也就是说，所测到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真实行为，认为人格问卷测到的特质只能作为人与人相互知觉评判的标准，而知觉评判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很可能这种知觉评判只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的东西。他们研究了人格问卷评价、观念联想评价与现场实际观察结果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发现人格问卷评价与观念联想评价之间普遍有.65-.90的高相关，二者与现场实际观察数据间的一致性均低。结果证实了他们的假设。[12]此说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自然也引起异议。我们虽然不认为所有的人格问卷测到的全是一种基于记忆的语义，而不是真实的行为本身；但是还是觉得Shweder和D’Andrade的批评不无道理：基于记忆的语义评价毕竟不是真实行为本身。很可能有时或有的人格问卷基于记忆的语义评价与真实行为本身是一致的，而有时或有的人格问卷基于记忆的语义评价与真实行为本身是不一致的。这至少提醒我们在使用问卷技术时必须小心谨慎。另一种批评是“好恶度倾向”说。在关于人物感知的研究中，Lamiell等发现被试在评定人是否具有某些形容词所含的性格特性时，往往就形容词所含的特性的“社会赞许”程度来评定，而不是按主试的要求，就所评价的人本身是否具有这些特性来评定。[13]显然，这是又一种令人头痛的现象。杨中芳(1996)认为，这是一种被试最不需要花心思费功夫，即可及时反应出来的回答准则；是被试常用的可以取代伤脑筋的“照实回答”的“挡箭牌”。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它关于人格问卷的因素分析的研究中，亦发现同样的倾向，往往因素分析抽出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好恶度”的人格维度。在人格评估中，被试使用这样一种策略，即以一种最不需要花心思费功夫，即可及时反应出来的回答来搪塞，而并不是按主试的要求、按真实情况回答，如此“好恶度倾向”多么伤脑筋？
我们在实际应用中，也的确发现问卷技术还有其它不少局限。例如，笔者在80年代开展心理咨询时曾碰到这样一个例子：心理咨询中心第一天第一个来咨询的一位工人，在看到我们给他做的人格问卷时，大为惊讶道：“你这样问我就叫个性测验？这不等于是我告诉了你吗？”甩手而去。此事令我反省了多年。的确，问卷技术所获得的心理资料，完全是建构在被试“告诉”的基础上。如果被试不愿、不能、不好、不便、不好意思“告诉”，那可怎么办？可见：
1.问卷测验前提条件是被试能够真实地回答。在以下情境中它束手无策：无法真实、客观地回答问题的非“科学家”的病人，如精神病人等等；不想真实客观地回答问题的人：如“装好”倾向、“装病”倾向、随机作答等等。在一些著名的问卷测验中，如EPQ，其L量表无法区分说谎与老于世故；而CPI辨别作伪的变量有时居然将真实回答者也错判，形成“冤案”；笔者曾比较正常场合与应聘场合中使用人格问卷的情况，发现前者废卷率约6%，后者则高达13%左右。
2.普遍适合于西方文化，是否普遍适合于中国文化，这是个问题。如前所述，中国人倾向于选择折衷的、中间的、不明确的答案：中国人不习惯于对陌生人、对公众、对外界随便坦露自己的心理。又有，中国人受易经的影响极深，全息、整体、神机妙算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中医中，舌头、脉搏的变化能探测到全身的变化。中国人往往不太相信问卷直接发问得出的结果。中国人崇尚洞察秋毫、断于未萌之中、决于不言之时、甚至是神秘主义的神机妙算。所以算命、八卦预测等等，颇有市场。
3.无法评估敏感性的、被试不愿回答的问题。等等。
直接从国外引进或移植测验量表遭到种种批评。而问卷技术在中国文化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不能不深思的。

三、投射技术的盛衰
投射(projec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ego)会将不能接受的冲动、欲望和观念转移到别人身上。像那些不能宽恕自己内心敌意的神经症和精神分裂症病人，就常常以迫害妄想的方式将自己的敌意转嫁于别人。可见这种投射作用是一种防御机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投射的基本特征：一个人真正的动机、欲望、以及其它心理活动，可以通过此人的其它心理过程或心理活动产品间接地表现、反映、亦即投射出来。荣格在他的自由联想测验中发展了这一概念，他认为词的联想中可以激活、投射出情结。H.A.Murray发展了著名的投射技术“主题统觉测验(TAT)”，其投射概念亦是从弗洛伊德的概念衍化而来，但不仅仅是一种防御机制。Murray认为人们在认知和解释模糊性刺激时的知觉整合受到需要、兴趣以及总的心理组织(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的影响。L.K.Frank则是最早提出“投射方法”的人。他认为投射方法可以用以研究人格，这种方法就是使用一些刺激情境，使被试作出反应。使用这些刺激情境是要获得被试本身独特的人格组织投射在刺激情境的信息。
以罗夏墨迹测验为代表的投射技术在20世纪40-60年代盛极一时，达到鼎盛时期。罗夏墨迹测验几乎成了临床心理学的同义语，成了临床心理学不可或缺的工具，甚至到了精神病学家不懂罗夏墨迹测验，就不像精神病学家的地步。当时投射技术应用十分广泛。尤其是罗夏墨迹测验，被列为临床心理学训练中的重要课程，并有必须具备某种资历方可使用罗夏墨迹测验的不成文规定。心理学者亦以善用罗夏墨迹测验为傲，如此蔚为风气。罗夏基金会曾调查了1970年以前的有关罗夏墨迹测验文献，就有4000篇，专著29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