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人“大五”因素结构进行研究时，通常采用量表评定法或是问卷法（Norman，1963 ， Costa & McCrae ，1985等）。由于儿童的言语理解和表达，及自我认识水平有限，在“小五”因素结构研究中主要采用了访谈法、问卷法和Q分类等方法，并常由父母和教师对孩子进行评定。

    1.量表评定法在研究成人“大五”结构时，常用语言分析方法选择形容词编制评定量表，由成人被试的同伴对被试进行评定。最初探讨儿童青少年人格“小五”结构时，Dig man和Inouye（1986）等人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们以499名6年级儿童为被试，请儿童的老师用量表对儿童的行为进行评定。量表是这样制定的：先假定人格的11个因素，除假定的活动性因素外，其他每个因素由4个量表来评定（活动性由三个量表组成）。儿童的行为特点在量表上以具有极性的形容词，如好奇一不好奇、害怕一不害怕等，进行描述，每个量表包括一个形容词。例如，在“考虑周到”（ considerate）量表上，教师要从本班学生中选出三个最符合这个特征的学生，三个最不符合这个特征的学生，并将剩下的学生分别归入介于“最为他人着想”和“最不为他人着想”之间的五个等级中。最后将各个量表的评定的结果计分。通过因素分析得到六个主要因素，其中五个因素与“大五”的五个因素相当。Dig man等之后，Victor（1994）采用Dig man等人编制的评定量表，让教师用43个形容词对179名5 ，6年级儿童的课堂行为进行评价，同样发现了儿童人格结构中与成人类似的五个因素。相对于Q分类法和访谈法，评定量表法在实际操作和编码上都更为简便。但是，应用这种方法研究儿童青少年人格时，多数研究都局限于选择“大五”因素中的形容词。然而儿童人格结构中可能有与成人不相同的维度，仅用测量成人人格的形容词不足以对儿童人格特征进行描述。

    2.Q分类法Q分类（Q- Sorting或qset）常用于人格及个体差异研究。在探讨儿童青少年人格结构时，许多研究者使用了加4

    儿童Q分类（California Child Q-Set），即CCQ程序。CCQ最早是由Jeanne和Block（1980）编制的，由100张描述儿童人格特征的卡片组成，约2/3的项目取自加州成人Q分类（CAQ），包括对儿童青少年在行为、认知了隋感等方面特征的描述。判断者的任务就是根据被评价儿童的特征，把卡片分到从“根本不象”或“最不突出”到“非常象”或“非常突出”的9个等级上。在人格“大五”理论提出之后，McCrae ， Costa和Bush（1986）等人曾应用CAQ来研究成人的人格特点，经过因素分析得到了五个因素，与以往用形容词分析得到的五个因素相似。这增强了用CCQ来研究儿童人格的“小五”结构的可行性。

    Robins ，John等人（1994）曾运用CCQ程序研究350名12一13岁男孩的人格特征，由儿童的母亲用CCQ程序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评价。在分析儿童人格五因素结构时，John首先根据成人人格五因素的定义，从CCQ的100项题目中选出了与“大五”相关的78项题目。然后请Mc Cra。也根据“大五”因素的定义独立的作了同样的选择。两位心理学家选择项目的相关非常显著，这样就得到了最初的由CCQ中的78项组成的人格五因素量表，每个因素包括的项目作为一个分量表。对量表进一步修订时，先删除了15项与总分相关较低的题目；为了防止遗漏有用项目和误选无关项目，又计算了CCQ中每个项目与最初的五个分量表间的相关，根据结果去掉了原有的17个项目，同时增加了2项最初的量表中没有的项目。至此由CCQ中的48个项目组成的人格五因素量表形成。接着以少年罪犯的自我报告和教师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等作为CCQ人格五因素量表的效标，考察其效度。最后对CCQ的100个项目总体进行因素分析并解释其结果。研究证明了儿童人格中五因素的存在，及用CCQ研究儿童人格的有效性。在另一项研究中，Lies h out及Haselager等人（1994）以丹麦语翻译的CCQ（蝎megen California Child Q-Set，NCCQ）为工具研究了720名3一17岁儿童青少年的人格特征。对儿童人格特征进行评价的不仅有儿童的父母，也有他们的教师。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的人格特征可以由“大五”和活动性、依赖性两个因素来描述。

    3、自由描述法（访谈法）研究者们在对“大五”模型分析时，许多都以“词汇假设”（ the lexical hypothesis）为基础。词汇假设是假定人们的自然语言能对所有突出的，与人社会生活相关的个体差异进行编码，而且如果某种特质越突出，那么对它进行描述的词汇就越多，人们也更常说到它。在研究成人人格时，许多研究是采用Allport等编制的人格术语词表来进行的。但是，成人认为什么特征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最重要，是难以从词典中找到合适的词的。并且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运用同样的从词典中找出的词汇进行分析，不能真正揭示其年龄特征。在量表评定法和Q分类法中，研究者先将对于儿童特征的描述提供给了父母和教师。这样，即使父母或教师平时并不采用这些词汇或语言来评价孩子，或是他们更愿意用其他的描述来评价儿童，也只能按研究者给定的描述来评价。从而这些方法在揭示成人对儿童人格特点的真实看法时，可能会有偏差。特别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儿童个性特征的评价会受其文化影响，用量表评定或Q分类法等，难以适合各种文化背景中对儿童的评价。因此，有的研究者采用了访谈法，让父母或老师对儿童的特点进行自由描述来评价儿童的个体差异。

    在一项研究中，Havill ， Allen， Halverson及Kohnsta m m等人（1994）对158名4.1-18.1岁儿童青少年的父母分别进行了访谈。对父母的问题只有“请您说说关于您孩子的情况”。然后将父母对孩子的描述进行录音、转写，并进行严格编码。结果表明，父母对儿童的描述，有80%可以归入“大五”因素。研究者还与荷兰等国家合作进行了跨文化研究。在与中国的合作研究中（张雨青，林薇，G. A. Kohnsta m m，陈仲庚，1995），运用相同的访谈和编码方法，对我国北京和福州两个城市的410名3一12岁儿童的家长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运用“大五”因素模型能够解释这些儿童的人格特点。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家长对于“谨慎性”概念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美国、荷兰、比利时儿童的家长；对于儿童的‘智力’，问题关注较多；而在“宜人性”上的描述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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