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震后幸存者心理调查：心理健康者仅占14.67%

在受灾比较严重的绵竹地区，但灾民的心理安抚问题尚未得到社会的关注，但目前在灾区的心理安抚方面的志愿者和专家寥寥可数。心理学专家建议志愿者多与死难者家属交流、开导和安抚，让他们尽快走出梦魇。

　　在绵竹灾区，除小部分道路毁坏严重的乡村外，大部分的灾民的基本
生活都得到保障，每天都有大批食品和水发放给大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结构和药品充足，乡村的防疫工作也有安排。

　　5月17日，在绵竹市九龙镇，眉山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汪跃正在和同事们喷洒防疫药水，他表示说，目前还没有发现疫情迹象，但政府对于文艺隐患也相当重视，要求每日要上报两次疫情检测结果。在山区红岩村，卫生员也在住家道路附近喷洒来苏尔。

　　记者随同兰州军区451医院医疗队员们步行2公里山路，到达红岩村5组魏华友家。一进门，门厅下坐在沙发上的老太太开口就表示感谢，原来尽管儿子不在家，但不断有好心人送来吃喝。地震后她的儿子魏华友一家搬到镇上住进帐篷，而行动不变的老太太怎么都不愿意离开她居住73年的山沟，见到有人看望老太太显得特别高兴。

　　下午，山下的清泉村17组组长罗凤有家门前院子里在发放食品和水，每天都有大量物品送到，罗凤有的原则是每天分发，这一天的标准是每两人5包饼干，11瓶矿泉水。正发放中，三辆成都来的私家车又送来许多物品，甚至还包括妇女的卫生巾。

　　但就在老罗家10多民外的路旁，一个妇女提着一头死猪仔扔在地里，医生提醒她应该深埋时，她突然放声大哭：“我老汉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邻居说她叫李爱会，丈夫在地震中被砸死后，她承受不了脑子受了刺激，每日胡言乱语时好时坏，医疗队员们和她聊起幸存的儿子，才使她稍微平静一会，端起一盆猪食去了猪圈。

　　39岁的13组村民辛大春一家老少平安幸存，但她说总是头疼睡不着觉，每天一闭上眼脑子里全是地震时房子垮塌时候的画面。

　　在山外的围山环路路边，78岁的王老太自言自语，问过之后才知道他53岁的儿子在地震中死了，死前中午只喝了一碗稀饭，在与她交谈的时候表情变化非常快，哭着说着马上就能笑出声。

　　在采访中，不断有群众向军人核实，是否真的有外地人来灾区杀人越货？是否有瘟疫流行？

　　西安交通大学心理教研室主任倪晓莉博士介绍说，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心理应激障碍症状：恐惧、紧张、无助感和胆小。曾经对唐山大地震近两千名幸存者的心理调查显示，心理健康者仅占14.67%，严重者甚至一直有自杀倾向。有一对幸存夫妇儿女双亡，他们俩每年的7月28日都会大病一场。

　　她表示，心理学家把迫切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分为三类:一是遇难者家属;二是旁观者,包括幸存者、目击者;三是外围人群,包括救援人员、官员、记者、遇难者同事,以及通过媒体间接体验到灾难冲击的一类人。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人群就是经历应急反应的孩子，因为孩子不同成年人，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历经灾难容易留下心理阴影，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和人格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有的人甚至影响终身。

　　倪晓莉建议，志愿者在捐助物品的同时，要尽量倾听灾民叙述，让他们感到并不孤独。另外大难过后，灾民们对于生命、环境的关注超出平常，只要与自己安全有关的各类信息都容易接受，应该让灾民从正常渠道获得信息，如果可能应该尽快给灾民捐助一些收音机。

　　美国“9.11”之后，马上就对经历灾难的大多数公众进行“心理干预”，尽管如此，“9.11”在部分公众心里的创伤还是没有愈合，可想灾难之于人的创伤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的救助应该包括心理救助这一项。

众多记者无心理防护 在灾区精神崩溃无法报道

5月16日，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组织的第二批6名专家奔向四川。随后，该所还将组织400名左右心理专家奔赴灾区。

　　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估计30%以上受灾群众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他还提到，灾难现场对那些参与救援的年轻士兵、医生以及在灾区进行报道的记者也会有所影响。

　　“我们不仅要把灾民从废墟中救出，还要让他们作为健康的个体回归正常的状态。”他说。

　　张侃是中国的顶级的心理学专家。

　　张侃估计，死亡群众的家属和受伤的灾民以及其它需要心理援助的灾民应该不下50万，而参与救助的军警部队和医护人员亦不会少于10万人，这样大概有60到100万的人员需要直接的心理援助。

　　此间专家说，重大灾难引起一系列心理反应如果过于强烈或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精神疾患。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10%—20%,一般性心理应激障碍更为普遍。

　　此前的报道说，唐山地震后约有10%的严重受灾者会发生创伤后应急障碍。专家说，灾难创伤受害者在某一时期内，会处于一种害怕、悲伤、愤怒、无助感、罪恶感等的情绪状态中，做噩梦，失眠。灾难现场那些惨烈的画面在脑海里不停地闪现，身体上会重新体验在地震时的恐惧感觉。

　　中新社的报道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进行救援的的浙江省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组组长赵国秋称，通过他对在四川江油人民医院的伤员和孤儿进行心理危机评估，有三分之一的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

　　赵说，严重理障碍的症状，一般表现为睡眠障碍，有的人整夜不眠，恶梦不断；有的人惊恐，敏感，老是感觉房子要倒了，经常在睡梦中惊叫“快逃，快逃…”；有的人情绪十分低落，甚至表现出对身体的严重创伤以及丢失的财产毫无所谓。

　　成都市第四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袁茵对媒体称，根据成都四院的统计，“目前看到的心理出现异常情绪的，主要是孩子。”袁称，大地震过后，很多孩子对楼房、建筑物以及房间内产生恐惧和抵触情绪。有的孩子在房间里无法入睡，甚至哭闹不止。

　　其中一名住在江油人民医院的小男孩从被救出来至今，一直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对现实的一切都持以否定的态度，完全把自己封锁在虚拟的空间。而另一个温家宝总理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看望的12岁羌族孤儿刘小桦在回答赵国秋提问时候泣不成声，并大喊，“我说不出来，我不想去想，求你别让我去想了。”

　　相关报道说，研究还发现，地震孤儿容易出现频率较高的症状，比如控制不住回想受打击的经历；遇到与创伤事件多少有些近似的场合或事件时产生明显的生理反应；过分的惊跳反应；对未来失去憧憬等。救助者亦会产生心理问题

　　心理专家同时提醒说，大量没有受过训练的年轻士兵和医护人员，以及深入灾区报道的新闻记者，暴露在重大危机面前，灾区的惨烈和救助的无奈，可能使得他们的心灵短期内受到极大损害。

　　此间专家说，救援人员由于大量而艰巨的救援工作，目睹过多的伤亡和惨状，也可能出现一些心理反应，如：过于主动的去承担所有工作而导致心力、体力消耗过大，产生疲乏，为不能及时营救出更多的人而产生的内疚感、无助感，有的人在救援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出现和受害者相似的反应。

　　灾民在受伤后，可以获得救助，而救助人员本身则要连续不断的暴露在惨烈的场面中，“现在我们很多士兵、医护人员和记者都很年轻，甚至有很多是80后，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是很大的伤害。”

　　“其中参与救助的十万部队士兵，因为交通困难，有的战士要在那始终坚持下去不能轮换，不仅身体疲惫，而且心灵上受到的冲击程度是最大的。如何对这群人尽早的实施心理救援，也是我们这次工作的重点之一。”张侃说。

　　张侃同时指出，很多记者仓促上阵，“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因为没有心理防护的准备，有一些媒体的朋友在当地已经失去战斗能力，完全崩溃。”

　　南方周末记者亦获知，已经有媒体同行在采访之中始终处于悲痛中，情绪焦躁，多日无法睡眠。亦有同行情绪失控，对后方编辑哭闹，执意改变原有采访方向。

　　专家说，要对救援人员进行快速的基本心理干预技巧培训，一方面使得他们在进行救灾活动时能够对灾民进行基本心理疏导，另一方面提高其自我调节能力，避免心理枯竭，提高工作效率并维持工作热情。

　　专家介绍说，灾后心理援助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应激阶段，这段时间里，生存是第一要务，在这一阶段，人们联合起来对抗灾难，心理问题并不明显。

　　第二个阶段是灾后阶段，一般是从灾后几天到几周之内。在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凸显出来，如果没有伴随相应的心理援助，灾民马上就会因为发现灾难的损失和重建的困难，而感到强烈的失落。

　　第三阶段是恢复和重建阶段，这个阶段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张亦同时提醒，一些志愿者的不当举措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有些志愿者已经突破重重障碍到达灾区，如果他们进入帐篷，直接询问受灾的群众，“比如你们家这次怎么样？谁去世了？你现在感受怎么样？这可能是一片热心，但是很可能引发受灾群众更多的心理的危机。”

　　事实上，一些看似正确的做法，可能会给灾民带来更多的心理伤害。“比如说，‘我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这么说灾民会很痛恨你，你能知道我的感觉吗？我儿子打死了，你儿子死了吗？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感觉。”

　　另外还有比如：你是幸运的，你还有别的孩子／亲属；你还年轻，能够继续你的生活／能够再找到另一个人；你应该要将你的生活继续过下去等等。（本网同时刊登心理专家提供的灾后常见心理问题手册）

　　“前天我看一个节目，一个小孩刚从地震灾区废墟里出来，他回忆过去一些经历，之后他很伤感，旁边的人说，你是男孩子，要坚强。其实这种话最好不要说，因为他刚受到很大的冲击，他需要宣泄，你要鼓励他宣泄。”张侃说。各路心理援助组入川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就在地震发生当天，中科院心理所已经将相关8条建议上报中科院，中科院凌晨紧急上报到中央办公厅，随后得到了肯定的回应。中科院心理所随后先后派出两批专家前往灾区。

　　“卫生部和科协正在进行总体协调的工作，中国心理学会有个注册系统有400个专家，我们已经把名单全部送交卫生部，随时可以调动。与此同时，我们也募集了懂心理学的志愿者，在心理学会的网站上，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已经有300位；而通过我们的心理学家大会，也已经联系了有500位，那么这些人我们给予适当的培训以后，根据前方的需要进行安置。”张侃说。

　　地震发生后，成都市四医院也启动重大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成立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干预，提供心理支持。而配备心理医生的浙江省医疗救援队也在5月14日飞赴四川地震灾区救援；由北京回龙观医院、安定医院等精神卫生专业医疗机构组成的专业心理救援医疗队亦赶往四川省地震灾区，开展专业心理危机干预治疗。

　　“要分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地区进行统一协调。”张侃说。“比如说一个学校倒塌了，80%的孩子遭到了不幸，剩下的20%的紧急实施心理援助，需要高水平的心理援助专家；而对于普通的战士，需要具有一般水平的心理学专家；对于普通的市民，需要不同的懂得心理学知识的科普工作人员来进行心理援助。”

　　“如果我们不分层次的进行援助的话，我们的专家是不够用的，而且也是在浪费专家，好的专家没有打到重点上。”

　　“根据各国心理学研究的结果，经过灾难，多数人不仅能够战胜灾害，而且会变得更加的坚强，这是众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张说，“但是有少数人可能在三个月以后发生重大的心理危机，现在我们的干预就是要尽量的减少在未来发生重大心理危机的几率。”

　　而大规模心理援助的效果取决于心理援助的水平和心理援助的范围，“我们现在做得越多，他以后发生心理问题的几率就越少。我们可以大致估计一下，这次出现严重问题的人不会超过10%，有可能能控制在5%，多数人不会出现严重问题。”

　　不过已有的研究表明，地震对人的心理影响是长期的，特别是那些从灾难中劫后余生的人们。多项研究已经说明，地震造成的重大心理创伤会对受害者产生持久性应激效应。

　　在唐山大地震的发生省份河北，当地河北医科大学一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主任医师姚绍敏提供的病例显示，一个患者在大地震中失去3个孩子。每次看到和她家遇难孩子年龄相仿的小孩，她都止不住悲痛。在家里即使是大白天也要挂上窗帘，不挂窗帘就会出现震亡的小孩要从窗子进来的幻觉。

　　而另一名在大地震中被困废墟4小时的灾民，一次他到外地出差，住处忽然停电，他顿时感觉呼吸窘迫，如同又被埋在了废墟下。以后这种幻象逐渐加重，他不能再呆在封闭的环境里，到哪儿都要把门打开。

　　相关报道说，对母孕期经历大地震的青少年的调查也发现，母孕期遭受过地震应激的胎儿，成人后其情绪状态、智力水平和脑结构均较对照组有明显的异常变化。

　　张侃称，由中科院心理所与上海增爱基金会联合启动的“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将在受灾地区建立灾害心理干预基地，组织队伍为灾后重建提供持续心理援助。重点为受灾中心地区和附近地区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在校的幼儿、儿童及青少年及其家长和教师。

　　由于心理援助需要长期干预，本报记者获知，中科院心理所初步制定了一个为期5年的研究计划。心理学专家对采访灾区的新闻记者的几点建议

　　第一，抓紧时间多看一些灾后心理学辅导的资料。

　　第二，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以为就是去采访了，这次是非常特殊的，到了以后你会承受巨大的心理打击。如果你有思想准备，受到的伤害就相对少一点。

　　第三，不要做不是媒体要做的事，比如灾民哭，这跟你没关系，你拍下就完了，他要不要哭，跟你没关系。你是媒体，你不是心理专家，你也不是志愿者。

　　第四，要保证有足够的休息，身体疲劳就会更加脆弱，你就会受到更多的伤害。

　　第五，最好不要单独行动，特别是女记者。要结伴而行，在遇到惨烈的情况的时候可以互相有个支持。

　　第六，要及时轮换记者。

　　第七，记者采访回来后最好能够及时组织一些心理疏导。

中国心理学会“地震心理救援工作倡议书”

各位心理学专业人员:

　　5月12日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心理咨询和治疗专业人员的拳拳之心。面对自然灾害，全国人民与灾区人民团结在一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救灾工作。作为心理咨询和治疗专业人员，我们对这场灾害对灾区人民的身体和心理上伤害感到非常痛心，我们也非常希望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灾区人民奉献我们的力量。很多心理学工作者、心理咨询和治疗专业人员积极请缨，希望奔赴灾区参与救援工作。我们为此非常感动！

　　面对当前情况，中国心理学会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灾区人员的心理救援工作。中国心理学会将在有计划、有步骤、科学周密的组织下，在灾后的不同阶段，根据灾区人民的需要，积极组织有关专业力量奔赴灾区，科学而有效地参与心理救援工作。我们注意到：目前有很多专业人员面对灾情非常揪心，希望在第一时间奔赴救援，这种热情和愿望是非常好的，我们非常感动。但是，国内外和台湾省的有关研究和临床经验表明：在地震后不同的时间阶段救援的重点不同，地震后头一周救人是重点，头三个月内救灾、安顿和心理安慰是重点，心理问题和疾病将会在地震后三个月后逐渐显现和增加；在特别的节日，如中秋、过年、清明、周年祭等，自杀的几率增加；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将在不同的人群中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存在多年。

　　目前，中国心理学会将重点支援四川的心理专业人员在灾区成立心理救援站，并对有关工作人员做专业培训，内容包括了解灾民心理、PTSD、干预策略和方法(包括各种可能的治疗)、对救援人员，如军人、医护人员、社会救援人士和大众进行心理教育，预防可能产生的替代性创伤。我们将有计划有步骤地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派遣相关专家积极投入救援工作。

　　面对灾害，中国心理学会号召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人员做出以下职业承诺：

　　1)科学、冷静、有组织和计划地进行有关心理救援工作，杜绝鲁莽的心理救助行为；一定要在党和政府的组织下，遵从科学的规律，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2)积极参加有关灾难心理救助的相关培训或继续教育，做到有准备地去进行救助工作，在职业伦理和科学指引下，不盲目、有头脑、不逞一时之勇。

　　3)在进行心理援助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提醒、相互救助、科学地避免和减少替代性创伤，用最大的热情做好长期救助工作的准备。

　　各位专业同道，面对灾害，我们在正视和积极处理我们的悲哀和伤痛的同时，一定要冷静、有序、有组织、有计划、科学地进行有关心理救援工作！我们意识到科学地做好为灾区人员心理创伤救助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进一步积极获取有关资源，充实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以更科学的知识、更有效的技术、冷静地做好长期心理救援工作的准备！

　　让我们团结起来，在科学的引导和有序的组织下，为灾区人民的心理援救工作做出自己最大、最长期的贡献！

　　此致

　　敬礼

　　中国心理学会

　　2008-5-15

心理专家为40余地震孤儿做催眠

年近五旬的董惠娟,是中国第一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地震发生后,和董惠娟一起进入四川灾区的唐山心理学专家组,对有心理障碍的受灾儿童进行心理疏导。但在董惠娟看来,将受灾的孤儿重新送进课堂,让熟悉的环境来慢慢缝合心理的伤口,让他们自然产生出一种内驱力,一种韧劲,这就是最好的特效药。而“灾后的一个月,是抚慰孩子受伤心灵的最好时机！”

　　昨日,绵竹已有11万无家可归的灾民住进了帐篷,数百个帐篷整齐排列在绵竹体育场,正在接收着从清平、金花等边远受灾山区涌进的灾民,昨日中午,体育场右边设立的健身器材上,几个孩童正踩着踏步机,10岁的王星(化名)躲在角落里,只顾抽泣。

　　受灾孤儿偷偷落泪

　　王星来自清平乡王家沟,属于目前尚未打通公路线的绵竹受灾区。前日下午,王星随奶奶步行7个小时走到绵竹,政府将他们送进位于体育场的收容地。父母没了,王星在帐篷里怎么也睡不着,这两天就躲在露天健身器旁,偷偷落泪。

　　董惠娟搭的帐篷在健身器材旁,作为中国第一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唐山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知名心理专家董惠娟到达绵竹已有三天了。王星的哭泣声吸引了她的注意。

　　催眠治疗后不再封闭

　　不愿意说话、不想交谈、因为长时间的抽泣,王星的身体开始抽搐,董惠娟将王星带到体育场旁边的草坪,让他喝水、吃饼干,慢慢坐下。

　　“我们来放松一下,想象一下,我们拿着火腿肠,正在湖边野炊……”情绪稍微平静后,董惠娟让王星躺在草坪上,她用一只医用的头罩盖住他的眼睛,双手为他做按摩。

　　体育场的上空,刺耳的警笛声依然此起彼伏,但王星困了,虽然他的呼吸还是有点急促,还是睡着了。

　　董惠娟刚刚让王星睡下不久,就赶着到现场抢救伤员,半个小时后,记者陪伴王星回帐篷休息,他没有拒绝记者的牵手,还主动为奶奶带回了一瓶矿泉水。

　　45个孩子接受催眠

　　和董惠娟一起进入四川灾区的唐山心理学专家组,共有14位专家,其中有一半进入绵竹进行志愿服务,碰到一线救治伤员,几位专家还要帮着处理一些外伤。

　　“我们做得更多的还是心理疏导,对有心理障碍的受灾儿童进行心理干预！”董惠娟的外衣上,披着一件马褂,上面写着“唐山青年志愿者”,实际上她已经年近五旬了,前天是她和队伍最忙碌的一天,从清平、金花等边远乡镇,聚集到体育场的15位孤儿,情绪突然波动,有小孩开始乱摔东西。

　　董惠娟在两名志愿者的帮助下,将大家带进一个大帐篷,每人先发一颗巧克力,然后为大家讲故事,让大家想象外面的世界,为适合做轻度催眠的儿童做单独催眠。

　　到昨日下午6时,45个灾区孩子接受了催眠,其中有41个孤儿。

　　复课是最好的心理治疗

　　烦躁、焦虑并伴随着抑郁症状,董惠娟总结,地震后的孤儿,尤其有点懂事的孩子,环境的改变、亲人的离去,让他们心理很难适应,个别孩子甚至会出现自杀倾向。目前,来绵竹进行志愿服务的精神病医师,已为多个孤儿服用过安定药物。

　　“灾后的一个月,是抚慰孩子受伤心灵的最好时机！”董惠娟认为,将受灾的孤儿重新送进课堂,让熟悉的环境来慢慢缝合心理的伤口,让他们自然产生出一种内驱力,一种韧劲,这就是最好的特效药。

　　心理疏导四个简单有效方式

　　危机干预工作者一般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精神科医生等。

　　但灾区群众相互之间也可采取一些必要措施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治疗。

　　第一,无言地陪伴。在危机事件后,当事人都有恐惧的心理。此时,很多人以为需要说一些话来安慰他,其实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真正有效的是陪伴当事人。此时默默无言远胜千言万语。

　　第二,无条件地倾听。让当事人说出心里话,像倒垃圾一样把内心深处的不好的感觉、想法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能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内心的不安、焦虑。

　　第三,给予当事人关怀和理解。有时一杯温水胜过千言万语,手中感觉热水的温暖及眼见关怀的动作,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

　　第四,无条件地接纳哭诉者。错误的做法是叫他们不要难过、不要哭泣,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给他一张面纸,给哭诉者以被接纳的感觉,心中的伤痛才能得以缓解。

灾后如何重建"心灵家园" 访心理学专家贺岭峰博士

记者：一般灾后容易出现哪些心理问题？

　　贺岭峰博士：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遭受打击，短时间内会产生一种应激状态。一般的反应或许会是情感反应麻木、拒绝、迷茫，出现定向障碍、分裂症状、冲动行为、漫无目的的行走、夸大吃惊反应、恐慌、发怒、抑郁、罪恶感、希望破灭、失眠、退缩及人际冲突等。严重的反应，如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呼吸问题、胸痛、虚弱感及换气过度等，可能需要采取医疗措施。在饱受灾难后这些失常是正常现象，但如果不能及时作心理干预和疏导，反应持续下去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心理创伤，甚至会导致自杀。

　　记者：那么，最需要给予心理关注的是哪些人呢？

　　贺岭峰博士：首先是死难者的家属和亲友。每有一名死难者，就有20－30名家属和亲友的心理受到震撼甚至伤害。然后是幸存者，他们所面临和目睹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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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及毁灭，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伤痛和压力是别人难以想象的。应该给幸存者提供有效的心理社会干预，使之尽快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记者：灾后心理干预的一般程序是怎么样的？

　　贺岭峰博士：一般分为7个阶段，通常需要2～3小时。具体步骤包括：介绍心理干预小组成员和干预过程，与心理受创者建立相互信任；要求所有心理受创者从自己的观察角度出发，提供地震灾难中发生的一些具体事实；鼓励心理受创者揭示最初和最痛苦的想法，让情绪表露出来；挖掘心理受创者在灾难事件中最痛苦的一部分经历，鼓励他们承认并表达各自情感；要求小组成员回顾各自在事件中的情感、行为、认知和躯体体验，以便对事件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要求心理受创者认识到，他们的应激反应是在非常压力之下正常、可理解的行为，并为他们提供一些促进整体健康的知识和技能；总结修改有关应对策略和计划。

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许宜铭谈心理干预

5月15日，《心理月刊》主编王珲就震后心理干预采访了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许宜铭老师。他在台湾921地震救援中以及随后的三年时间里，持续做到危机干预的辅导工作，非常有经验。并且也参与了大连空难和SARS危机援助。

　　许宜铭指出：

　　现在阶段心理干预能做得很少，最急的是抢救人命，黄金救援时间过后，只会有很少部分人幸存。工作重点进入清理现场，火化、哀道、葬礼，清洁，避免疫情，再下一步的重点是安顿灾民。台湾的做法是，用大量的货柜车，帐篷，让灾民形成一个区一个区，有互助的感觉。当生活安顿下来，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安顿下来，才是心理干预。灾民关心家园重建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雇用当地灾民，用工资的方式，让他们形成自助自救。心理工作者要一个帐棚接一个帐棚地去访问，发现有心理问题的灾民，这个工作会很持续很长时间。有很多很细小的工作要做。

　　现在下去(指17号)能做的，是找到当地的灾民，搭起一些工作站，鼓励采用当地的民俗办法，在现在这个阶段能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当地人很熟悉、很接近的。而心理干预是不熟悉的，会当作心理有病，会抗拒。真正的心理干预要到7月底才真正开始(最快也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现在就要准备，规划，在哪些地方设点，人员的排班(因为体力消耗很大)。

　　学校是最早恢复上课的地方，灾后一个月就复学了。心理援助就先从学校开始，找到孤儿，或者父母有一个过世，或者兄弟姐妹过世的，进行干预，再慢慢扩大到他们的监护人、邻居。学校比较有组织，比较集中。采用一个个小组团体治疗的方式。

　　成立一个工作站，配置一个当地精神科医师，一个心理治疗师，一个心理咨询师，一个社工人员，简易的环境要有可以泡茶、让孩子玩耍的地方，或者看报等有简单娱乐的地方。

发现有PDST的，精神创伤压力后应激反应(震后长期失眠、呆痴、酗酒、抑郁症、惊恐反应)，立即实施干预。

　　策划成这样一个组织。目前受灾面积、人口都不了解，但要先准备好设置几个点，并考虑到交通和伤亡人数的情况。

　　外来介入的资源持续性不强，而心理辅导大约需要两到三年的作用时间。因此还是要培养当地人，让他们成为当地资源，做后续长期性的干预。

　　包括前线的官兵，伸入灾区见到很惨的景像，或者顾及不到家人的，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有些长官特别爱做秀，前线工作的人得不到长官的任何关心，都会有心理创伤。台湾是一连都有一个辅导长。

　　按那里需要人的前后顺序排的话，社会工作是第一线，心理咨询是第二线，心理治疗第三线，精神科是第四线。

　　以上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

　　17号进入的话，目前都是当地政府和军方在指挥。我们能做的是，就是组织当地已有的资源，在绵阳体育场或火车站，设立心理辅导站，24小时值班，只做倾听就好。不要给什么建议和安慰。任何安慰都是无力的，他也听不进行，也会强烈地觉得不到位。

　　要去了解下他们的信仰。特别是怎么处理遗体方面。最好邀请当地宗教组织一起协力。

　　还可以设计一些问卷，针对那些现象。大量散发，并回收。带一些跟创伤有关的书下去，这样能让当地人大量了解，自救。

人在突然遇到巨大地震等灾害事件时，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身心应激（PTSD，包括情绪、行为等）反应？这种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首先，我们需要区别一下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正常的应激反应。现在心理学知识比较普及，很多人心理安全意识很强，于是就会有一种担心，把很多正常的应激反应认为是PTSD、“精神疾病”、或者“心理障碍”的前兆，对此高度紧张，实际这是不必要的。

灾害事件结束之后，正常的应激反应包括：

情绪上：恐惧担心（害怕地震再次来临，或者有其它不幸的事降临在自己或家人身上）、迷茫无助（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觉得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悲伤（为亲人或其他人的死伤感到悲痛难过）、内疚（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自己比别人幸运而感到罪恶）、愤怒（觉得上天对我不公平，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不被照顾）、失望和思念（不断地期待奇迹出现，却一次次地失望），等等。

行为上：脑海里重复地闪现灾难发生时的画面、声音、气味；反复想到逝去的亲人，心里觉得很空虚，无法想别的事；失眠，噩梦，易惊醒；没有安全感，对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神经过敏”，等等。

需要再次强调，以上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

大部分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渐渐减弱，一般在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像哀伤、思念这样的情绪可能会持续得更久，伴随我们几个月甚至几年，但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多影响。我们要学会带着我们的哀伤继续生活。

对于少数人，问题可能持续存在，如果出现第10题中列举的问题，而且持续时间长，严重影响了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则需要注意寻求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帮助，看其是否罹患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或其他心理障碍。

在遇到灾难事件时，镇定和冷静是能做到的吗？如果保持镇定和冷静，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经历重大灾难之后，出现恐惧、担心、悲伤、愤怒等情绪反应都是正常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保持绝对的“镇定和冷静”。因此，不应当刻板地要求别人和自己保持镇定和冷静。

当然，若能在情绪反应出现之后，调整心态，恢复镇定和冷静，则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理性地思考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