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长存的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必须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每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历代传承的民族性，它是长期共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共同需要与利益、共同命运和理想所形成的。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什么是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心理特征或民族性格呢？当国家初步走上繁荣富强之路，面向廿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交融化的新时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与心理特征又将如何发展变化呢？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中两千五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强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人际关系与群体意识。它对维持家庭与社会的稳定，规范行为与人才培养，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是它压抑个性自由，缺乏平等意识，没有科学、民主的人文精神与尚武、创新意识。 儒家文化强调伦理道德，所立项目与释义众说纷纭，以仁为例，至少有几十种解释，即在论语中，也见于多处而含义不一。到共和国成立之前，儒家学者仍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礼、义、廉、耻”的四维等提法。 儒家文化通过教育对民族性格与价值取向有广泛的影响。儒者立身处世，接受与奉行入世与济世的、积极有为的、讲究伦理道德的下列原则： 修齐治平，仁义忠孝； 少立大志，耀祖光宗。 内圣外王，立德立功； 刚健有为，人定胜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朵奇花是道家文化，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与孔子、孟子的儒家文化并存两千余年。虽然历代统治者多数支持与利用儒家文化，达到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王侯统治地位的目的，甚至是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道家以其辩证思维、尊重个性、超脱风度（否定权威崇拜与等级依附）与道法自然的哲学，在百家争鸣之中独树一帜，如鹤立鸡群，与儒学正统既分庭抗礼，又相辅相成。 孔子曾向老子求教，他们是如何讨论的？历史文献没有记载。但是老干道德经第十八章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子；国家昏乱，有忠臣。是”直接与儒学的忠孝仁义的治国思想针锋相对的；第十九章继续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是老子对圣智、仁义、巧利的否定。而老子提倡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复古倒退思想和愚民政策，与儒家的法先王，赞古风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老子道德经中提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敌得。”（第四十六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廿四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善用人者，为之下。”（第六十八章），“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第二十八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以上这些充满人中哲理与辩证思维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的中国道家处世养生原则。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少私寡欲，知足知止； 知和处下，以柔胜刚； 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这个处世养生原则以阴柔顺应为特色，继承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母性或女性素质崇拜，结合太极拳、导引、静功、坐道，注意饮食起居，形成特殊的养生之道。 从反向思维的角度出发，与上述道家处世养生原则相对立的原则是：“损人害己，不为而争；极私多欲，得寸进尺；好斗居高，刚愎自用；倒行逆施，违反自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带来许多人间矛盾和冲突、精神烦恼与痛苦，是不言而喻、不辩自明的，但当局者常执迷不悟，以致心身憔悴不堪。 中国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教育而潜移默化，在青年求学求职，求立足社会与实现个人理想之时，都接受儒家文化，采取入世、有为、贡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老年退休，事业失败，妻离子散，病入膏肓，精神挫折，焦头烂额之际，要求减轻或摆脱精神痛苦与求助心切之时，便倾向接受道家处世养生原则，或皈依佛门及其他宗教，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近百年来有一些中外作家，作过不少的描述，特别有意义的是进行中外或中西对比。有些性格表现是共同的，即人性的普遍表现；有些则是彼有我无或彼无我有的，即民族差异性的表现。不同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民族性差异，是我们更为关注的研究对象。外国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近代有李约瑟、罗素、汤恩比、费正清、史密斯、何天爵、卫礼贤等，不少留有专著与中译本。他们旁观者清，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褒贬不一。一致赞扬中国人的勤劳节俭，谦逊温和，敬老尊贤，家庭为重。又提出中国人不爱卫生（随地吐痰），不守时间，缺少公德，一盘散沙，因循守旧，逆来顺受等。中国学者严复、陈独秀等较早提出中西文化与民族心理特征对比，使特征差异一览无余，虽然此种特征截然划分与对比的方法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但足可发人深省（参见了文）。而鲁迅（“阿Q正传”）。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胡适、潘光旦、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学者，亦有许多描述。胡适提出过国民性中四个主要弊端，即贫穷、疾病（东亚病夫）、愚昧（文盲众多）与自私，简称“贫病愚私”，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富强与人民经济生活、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旧貌已换了新颜。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1895年在“论世变之极”一文中对中西文化与心态差异，有过如下的对比：“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而西人乐简易。……” 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明确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综上所述，在中华文化熏陶下，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有如下几个特色： 1．勤劳俭朴，自强不息 中国人的勤劳俭朴，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或是非洲与东南亚发展中的国家，都享有盛誉，有口皆碑。而在世界几个古老民族当中，能够屡经患难自强不息，屹立于亚洲东方，走向繁荣富强的，也唯我中华民族。 2．求同务实，谦和持中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的求同务实，封闭保守，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求标新立异，不敢锋芒毕露，以谦受益，以和为贵的心态与行为方式，至今仍独具特色。 3．家庭为重，亲疏有别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最重，从小接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妻恩爱、亲友诚信的教育全家成员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个人理想是光宗耀祖、福荫子孙；一家之长，有令必行，妇幼之辈，惟命是从；甚至为了家庭成员的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许多个人利益。这种“亲亲”观念形成互相依靠的亲情、族情、乡情，也形成社会上的关系网与裙带风，以及人情大于国法，人治甚过法治的家长制与家天下传统格局。 4．伦理为纲，尊卑有序 孔孟儒家的纲常伦理教育长期规范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发展程序；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心理卫生标准；忠孝仁义的为人处世法则；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与推崇，使平民百姓不好犯上，不好作乱，尊君爱国，尊父爱家尊师重道，尊长爱幼，这种“尊尊”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历时千百年而经久不衰。 二、中华文化与民族心理的现在与未来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与相继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拥有几百万军队与几千万民兵，有共产党与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正确领导，工农大众与革命知识分子都组织起来了，团结战斗，英勇牺牲，前仆后继，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从此受尽百年凌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和国成立不久，就面临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台湾海峡武装干涉与朝鲜战争。出现“一边倒：”地学习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与法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国初期即提出了全国公民应当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社会公共财物。此后又对学校受教育的青年，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标准。始终坚持德育第一、思想政治教育领先的方针。 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开始的，提出要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要“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直到文革结束前夕的“批林批孔”的运动，点名批判孔老二，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礼反法”的，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从林彪家中又清查出来儒家人物的语录，于是编辑印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判材料，而四人帮是项庄舞剑，意在周公（周恩来总理）认为他是制造“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这样，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对中华民族的旧文化、旧思想发起过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但为害最烈、影响深远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极左思潮指导下，当时提出了“斗私批修”的口号，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并批判“人性论”，要达到的理想精神境界是有公无私，有他无我；有义无利（只抓革命，不搞生产），有理无欲（样板戏中只有革命理想，没有情爱）。采用的方法是有破无立、有斗无和、有批无辩、有倒无兴。直到四人帮倒台，才结束了这场闹剧。通过拨乱反正，到80年代，再一次出现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烈讨论。一致认定中华文化传统有其精华部分，经得起时代变迁与阶段斗争风浪的洗礼而有其跨时代与全民族的普遍性与顽强的生命力。 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当中国大陆不遗余力涤荡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和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进行批判，造成十年浩劫，经济生产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出现了经济腾飞的局面，这五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带，而且其中三个是华人社会，那么这些地带的经济腾飞究竟是主要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科技体系的西方化、现代化，还是如新儒家学派所认为的主要受益于东方儒学传统文化的发扬或复兴呢？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有何内在联系呢？ 海外新儒家学者提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迅速增长有下列几个方面的作用。即： 1．在家庭单位内的社会化，即创办家庭与亲族产业或企业，可以培养清廉、有教养、有技能的成员；使他们对事业、对家业具有责任心和严肃态度，为家庭、企业与民族建功立业。 2．发扬群体意识。发扬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3．等级制思想在政治、军事、经济等结构中有其存在的自然性与合理性。 4．关系和睦与等级观念相结合，可增强组织内部的合理性及公平性。 儒家传统文化具有封闭保守性、求同排他性、超稳定性、与尊尊亲亲的等级性，强调个人的社会义务、贡献与人际关系和谐；而反封建与反神权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提倡个性解放、尊重人权、提倡自由、平等与博爱；因而在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腾飞中谁起主要作用，恐怕是后者而非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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