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Vernon Smith是实验经济学的创始人。他获奖的原因是“在实验经济分析尤其是选择性市场机制研究中引入了实验室实验”，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该文介绍了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主要研究领域以及实验经济学的新方向――神经经济学的研究。该文着重介绍并分析了实验经济学中与心理学研究有关的部分，以期对心理学研究有所启示。
【关 键 词】Vernon Smith/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 Vernon Smith/experimental economics/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ecological rationality. 【正 文】 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开创实验经济学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Vernon Smith，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分析尤其是选择性市场机制研究中引入了实验室实验”，同时获奖的，还有以“把心理学的，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结合到经济科学中”而著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Daniel Kahneman。 Smith和Kahneman的获奖，表明了心理学的研究及其成就对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和受到的重视，也表明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管理科学研究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心理学的研究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从学科之间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的角度出发，心理学界没有理由不关注V.Smith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以便为心理学的研究注入新鲜的成分，不断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原本就是交叉学科，在一些研究领域如决策研究中，不同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相关其他学科的研究，为心理学研究提供借鉴。 1 Vernon Smith和实验经济学 Vernon Smith 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1949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士，1952年获堪萨斯大学文学士，1955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普度大学（1961～1967年）、布朗大学(1967～1968)、麻省理工学院(1968～1975)，1975年起任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任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和法学教授。曾先后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199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5)。由于在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1992年他获得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资深会员称号。V.Smith获诺贝尔奖也是因为他“在实验经济分析尤其是选择性市场机制研究中引入了实验室实验”，开创了实验经济学的新领域。 实验经济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738年Nicholas Bernoulli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St.Petersburg paradox)。但是，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实验可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是200多年以后的事。1948年，著名经济学家E.Chambelin在哈佛大学创造了第一个课堂市场实验，用以验证市场的不完全性。不过他对实验结果很悲观，放弃了进一步研究，而当时经济学界对借鉴心理学常用的实验方法也普遍持怀疑态度。然而，当时作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Smith参加了Chambelin的实验，很受启发，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1]。 V.Smith的第一批实验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他在普度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他以自己的学生为被试，检验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供求定律。被试被随机分配成买方和卖方角色。他发现，即使有很少的信息（被试缺乏计算均衡价格的必要信息）和为数不多的参与者，被试也很快地建立了均衡价格，而且这个价格与理论价格很接近。V.Smith的实验证明，具备完备信息以及大量经济主体不是市场有效性的前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是不同的。 1962年V.Smith的文章“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被称为实验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2]。在V.Smith的推动下，实验经济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依赖实验室的数据收集。目前，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论文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杂志中出现非常频繁，在心理学界的决策行为、竞争与合作等问题的研究中也屡见引用。 2 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两种理性形式：建构主义理性和生态理性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是“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是自利的，并能做出理性决策。而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并不总是理性的。他们做了大量实验研究，发现人的实际决策与理性决策理论是不一致的。Vernon Smith认为这两派的观点都有失偏颇，他认为如果人们在某种情境中选择了有较少收益的结果，那么应该问为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归为不理性。 实验经济学放弃传统的“经济人行为”假设，将经济参与人定义为可犯错误的、有学习能力的行为者，这种可操作的、实证化定义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合理性（显然这个理论观点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因为经济当事人解决决策问题时，并不经历与经济学家相同的思考和计算过程，而一些更现实的行为方式并不一定导致市场的失败[3]。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参与人行为低理性和参与人是认知有限适应学习者的命题。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也验证了Simon的思想：有限理性行为可能产生比按逻辑和计算方式行动更合理的结果。 Smith的实验设计思想受两种理性秩序概念的影响[4]。第一种是当今标准社会经济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economic science model,SSSM)的建构主义者理性(constuctivist rationality)，另一种是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 建构主义者理性源于笛卡儿的思想，认为所有有价值的社会制度都应该通过人类推理的有意识的演绎过程创立。笛卡儿的理性概念要求主体拥有完全的信息（这往往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论认为在社会系统中人总是进行有意识的推理的，但实际上人的活动却是大量的无意识、自动化的活动，这保证了人的有效活动节省了脑的稀缺资源。于是产生了第二种理性秩序概念，即理性源于文化和生物进化过程的生态体系。“道德规则不是推理的结果”。Smith推测人在市场环境中成功操作的能力可能是一种进化来的能力，就像人们学习语言的能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进化给了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心理模块，这些模块成为我们适应性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听和看的能力一样。在这些模块中可能有理性交易和维持合作互惠关系的能力。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有类似的观点。近期有不少心理学家也支持“生态理性”观点。如Gigerenzer提出“生态智力”概念，认为人在进化过程中发展了适应性的认知和决策工具，人利用长期进化过程中使用的表征可以更容易地解决问题[5,6]。 以上两种理性秩序在实验经济学的实验设计中都有体现。实验经济学用实验室作为试验场，探察新制度的有效性，根据测验结果修改规则。Smith认为，最初的实验设计是建构主义的，但当设计根据测验结果修改，再测，再修改，按照第二种理性秩序概念，这就是利用实验室来实现进化适应。Smith与其他合作者近期用fMRI和其他脑成像技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也支持了第二种理性概念（见本文第4部分）。Smith认为两种理性秩序都不能忽视。 也有一种观点与这种认为人在市场情境中进化来了理性行为的观点不同。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结构本身就能产生理性结果，与参与者理性与否无关。在一篇名为“零智力交易者的市场分配有效性：市场部分替代理性(Allocative effiency of markets with zero-intelligence traders:market as a partial substitute for rationality)”的论文中，Gode和Sunder认为，竞争性市场的结构能产生理性结果，与决策者的理性无关[7]。他们用机器人模拟拍卖过程，结果发现由零智力的交易者组成的市场取得的结果与以人为被试取得的结果同样有效率。由此他们认为，拍卖中分配的有效性是由于其结构，与交易者的动机、智力都无关。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仅能从个体理性中，也能从个体非理性中产生累加的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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