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经济心理略说
在一个注重家族的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快速增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甚至还在战国时代,韩非就意识到了人口呈现几何级增长的趋势,并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不协调 。自此而后,到王充以至洪亮吉,甚至一直到马寅初,都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口的过度增长不仅影响到一般社会问题,而且对整个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人口的众多,生活资料的有限,结果就是人口在有限的资源中竞争而淘汰。这样,一方面生活资源的价值往往极其高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财富的重要性极其显著,相应地在人们心理上的位置极其靠前;另一方面,针对大多数人而言,资源的极其有限,使得一般人不可能从非常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活动的安排,预期时限相对就更短,“夏虫不可语冰”,难以对未来做一个长期的规划。这导致他们在资源的安排上,不可能游刃有余,“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情形并不多见,对于风险往往非常敏感,缺乏创新,也是很自然的结果。而这两方面相结合——即对财富的迫切期望与预期时限的相对短暂,也正积极参与了中国人基本经济心理结构的塑造(见后面的进一步讨论)。 4、社会纵向结构 前面讲的差序格局是针对横向社会结构而言的,然而一个社会的纵向结构往往更具有塑造社会风尚与习惯的作用,往往决定了人们基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因为对上层社会生活方式的模仿与追求,永远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并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简单地说,自战国后期开始,中国社会是军阀与知识分子联合进行治理的社会,而这种联合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在一个朝代统治时间比较长时,作为军阀的皇帝往往营造出了一个合法继承大位的舆论,使得其军阀的性质不太明显,但当统治时间比较短时,尤其是频繁更替时,其军阀的性质就很明显了,如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而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差不多是以儒家为主的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这与选举制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这一群体的成分比较复杂,并不是一个纯儒生的群体,只是汉武以后,儒生的地位开始上升,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封闭的做官的知识分子群体,即士族;但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这种封闭的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虽然科举制度的社会流动功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有效 ,但总给了社会上一般读书人一些希望,尤其是从北宋开始文人地位的上升,使得科举真正成为一些人的职业,知识分子也正式成为四民之一的士,真正成为最受人尊重的一种职业。从此凡是在这种职业中混到一个功名的人,无论是做了官僚还是没有做官僚,都具备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 。 当士大夫阶级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阶级时,人们只要稍有余力,都会把心思花在做那无涯的状元梦上去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具备了很高的社会价值,社会资源的配置就倾向举业了,因为举业往往直接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它本身就可以带来财富。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中,“经济人”最有利的做法不是增加生产,而是从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中增加他自己取得的份额。而商人在财富上的地位使得士大夫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商人始终被占了舆论优势的士大夫斥为四民之末。一方面,一些重要商品被国家所垄断,既增加国库的收入,也打击了商人;另一方面,商人要依附于士大夫阶层才能使自己的财富有安全的保证。所以费正清说:“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本身并不是一种保障,但是家庭成员中的官吏能够保护绅士家庭。” 所以财富或者说代表财富的商人,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其自主性的地位,真正民间资本甚至民间社会没有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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